新時代中國生態憲法學的體系構建
作者:張震  
    摘要:  為更好服務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實踐,形成有助于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生態法治話語體系,我們有必要提出生態憲法學的概念。作為一門新的子學科,生態憲法學應確定自己的學科定位與基本范疇。生態憲法學屬于部門憲法學,與環境法學、生態法學等形成交叉學科。生態人、生態權利與義務、生態行為以及生態制度構成了生態憲法學的四大基本范疇。當前,生態憲法學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于為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綜合方案,理論意義在于為生態文明法治提供適足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  新時代;生態憲法學;部門憲法;生態人;生態權利與義務;生態制度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生態”一詞往往指一切美好事物。[[i]]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被視為世界第三大問題逐漸被世界各國所接納,近年來在我國也得到極大程度的關注。由對環境保護問題的重視到生態文明概念的提出,體現了我國在該領域認識的不斷提升及重點的變化。如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當然,在此表述中仍以環境作為核心概念。而到黨的十八大報告則突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及在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特殊地位,并以此進行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最有力地表明了生態與文明之間的內在關系,即生態文明建設已與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歷史使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既是新時代豐富內涵的核心要義之一,也是新時代學術發展的重要實踐基礎。法學特別是憲法學如何回應生態建設的法治實踐并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甚至構建新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是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

一、生態憲法學的提出維度

為更好服務生態文明法治建設的實踐,我們需要在理論上將有關概念、知識進行根本法層面的系統整合,進而形成有助于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生態法治話語體系。因此,有必要提出生態憲法學的概念。

(一)服務生態建設的法治實踐實效化的外在推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和投入強度是前所未有的。根據現行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是我國各項事業的領導核心。我國憲法將“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確立為政治體制的核心。[[ii]]所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最直接最有力因素。我國關于生態文明建設實踐的最集中表述和主張,均體現在黨的相關文件中。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第一次單獨用一個部分(第八部分)專門規定“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第十四部分)專門指出“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實質和豐富內涵之一,并在第九部分專門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總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并多次提出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根本大計在于建設生態文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生態文明建設不僅關系國家未來和人民福祉,更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生態環境治理屬于黨執政的重大政治問題且關系黨的根本使命宗旨,同時作為重大社會問題關系到是否“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依歸與評價標準。2018年3月,“生態文明”被歷史性地寫入憲法,這意味著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2019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撰文指出要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iii]]如果說理論指導具體實踐,那么實踐必然推動理論發展。有學者指出,實踐之學、應用之學是法學的一大特點。法治理論的實踐性特征必須在新時代一以貫之,要更深入研究如何把“紙面上的法”“條文中的法”切實變為“生活中的法”“行動中的法”等法治實踐和運行問題。[[iv]]因此,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當前法學界的一項亟需任務就在于通過對生態文明規范體系的系統詮釋,進而探索有效的實施機制,為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較充分的憲法與法律保障方案。要在實踐中更加有效以法律手段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就必須在理論上對既有法治體系進行理念更新與新的范疇與制度的確立。

(二)滿足生態法治的點狀理論系統化的內在要求

基于環境問題的實踐應對,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伴隨著現行憲法較清晰地規定環境條款,我國法學界的學者們圍繞此類問題提出了許多富有價值的理論觀點與方案。其中,既有以環境權和環境義務為核心命題的觀點,也有環境治理及環境法治的主張。根據系統論功能論的觀點,任何基于對具體社會現象和問題的理論研究,均有內在形成為某種理論體系甚至系統化的趨勢。系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特性,是一個有機整體,這個整體又是由部分組成的,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是辯證的。系統內部是有一定結構的,且是分層次的。系統論憲法學從社會整體性視角出發破解了現代憲法的“源代碼”,使之得以處理現代社會固有的憲法問題。[[v]]較為分散的點狀問題的理論研究,既為環境問題全新理論體系的形成提供了堅實基礎,同時也為更系統地解決環境問題提出了內在體系化的要求。

基于此,學者們嘗試用環境憲法的概念來完成體系化的需求。然而,環境法學天然所具有的跨學科視野又使其自身理論發展不僅僅局限于實定法層面所能涵射的范疇,也經常需要超越既定法規范體系達致與諸多部門法領域形成視域交叉融合。由此,也會產生環境法理論體系的價值及規范需求不能自足之訴求。如向法外要供給的政治主張,在當前“全面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憲法法律秩序統合之下,這些訴求最終表現為向作為根本法的憲法要動力、要供給。當前,環境法學界對于建構一個超越環境部門法的環境憲法規范體系有著極高的理論期待及實踐訴求,這主要基于兩點考量:一是環境生態利益對于國家發展與個人生存的重要性;二是環境部門法學理論遭遇發展瓶頸后,藉望于通過憲法供給進行理論突破與重構的急切訴求。但在筆者看來,環境憲法的概念恐怕難以滿足理論體系發展的需要:

其一,從概念上看,環境與生態的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環境是指周圍地方的情況和條件。只有在環境保護這個語詞中,才有我們講的環保的意含。[[vi]]生態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vii]]生物被認為是有生命的物質,如“氣衰則生物不遂”;也指產生萬物,如“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viii]]因此,從一般意義上而言,相比環境,生態概念的針對性、限定性以及生存和發展意涵更能直接滿足生態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原意。生物本身的生存樣態在生態的概念之內能夠得到更精準的涵蓋,即包含了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本身的固有關系。

其二,從屬性上看,生態強調整體性、系統性和能動性。較之于“環境”概念,生態表現為一種更高層階的事物認知體系,具有更為綜合性、包容性、開放性的蘊含。生態更強調多重環境要素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既關注各環境要素之間的內部協調關系,也重視環境要素與其他要素之間的外部交互關系。[[ix]]

其三,從層次上看,環境憲法是初階,而生態憲法是高階!碍h境保護入憲”是憲法對于工業社會以來環境問題的階段性回應,具有歷史進步性和重大意義,是憲法生態化的初級階段。隨著人類生態文明思想的日益深入,傳統意義上的“環境保護入憲”暴露出的“人類利益中心”的弊端,并不完全符合法律生態化的價值依歸及發展趨勢。在越來越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肯定自然界內在價值的今日,憲法的生態化理論體系構建顯然不是簡單的 “環境保護入憲”“生態文明入憲”就能完成的,需要在規范、理論以及理念上有進一步的創新。[[x]]在1978年憲法中,環境保護被首次寫入我國憲法。而時隔40年的2018年修憲,生態文明被首次寫入我國憲法,某種意義上也可說是這種差別的憲法體現。在筆者看來,就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而言,經歷了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三個階段。如果說相對于生態憲法,環境憲法人類中心主義的痕跡使得其無法真正承載應有的學術使命,那么,生態憲法(即生態與憲法的有機融合)則可以很好地體現這一學術使命。因為,憲法原有的核心價值是人,是對人的尊重和保障,當生態的概念進入憲法以后,能夠將生態自然價值與人的價值進行有機融合,從而高度契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

(三)契合時代要求的法學話語體系化的深度回應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論斷,法學界為此提出了圍繞新時代法學發展與法治建設的若干新命題。新時代法學話語體系要體現新時代特征,要具備中國特色,要引領法學潮流。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法治實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提供了鮮活素材,而新時代的到來更為之提供了全新的社會基礎和要求,改變了近代以來法治被單向輸入的基本格局。有必要強調的是,在近代法治領域建設中,我國法治建設基本上處于西學東漸的狀態,我們有責任把中國從一個法治思想的輸入國轉變成為一個既輸入、又輸出的現代化法治國家,從而實現中西法學理論和法治思想的雙向良性交流與協同互建。有學者多年前就曾指出,獨立學術話語體系是該學科在學術上說話的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乃至生存空間。[[xi]]回應上述要求,不管是法學學科整體還是構成法學學科的二級三級學科,均需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在新時代,必須堅持法治理論的科學性,要發現和認識法的基本規律,把握和駕馭法治的一般規律,使法治理論及其成果能夠體現并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特征和內在要求。[[xii]]

新時代法治建設與法學學科發展要服務于我國的生態文明法治,在筆者看來,至少要滿足兩個基本特征——既能有機融入新時代法學話語體系,又能有效服務新時代生態建設實踐。在有效滿足生態文明建設法治實踐的基礎上,生態憲法及以其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生態憲法學可謂是新時代中國法學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構建及其表達的重要體現。其一,生態憲法學可以在理論上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法治需求;其二,作為新興分支三級學科,生態憲法學可以補足新時代中國法學的學科體系;其三,生態憲法學的構建也可以成為中國法學為世界法學發展所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從而提升中國法學話語體系的表達與傳播能力。

二、生態憲法學的學科定位

作為以生態憲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新興子學科,我們有必要厘清生態憲法學的學科定位。

(一)歸屬于部門憲法

部門憲法歸屬于憲法學的重要分支學科。有學者認為,所謂“部門憲法”乃是相對于傳統 “國家憲法”而言,如 “經濟憲法”“勞動憲法 ”“社會憲法 ”“教育憲法”“文化憲法 ”“宗教憲法 ”“環境憲法 ”“科技憲法”等。實際上,部門憲法更充分地表現為憲法“分則”,其通過憲法規范和社會各個功能領域之間的實質性連接,借此完成憲法原則、價值、精神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指引。[[xiii]]

不管是基本的知識來源、基本范疇還是研究思維和方法,生態憲法學都帶有明顯的憲法學特征,屬于憲法學科的新發展領域,整體可算是部門憲法的重要一支。生態憲法作為部門憲法的重要意義在于,嘗試構建以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基本國策和對應的憲法制度為依據的五位一體化研究的部門憲法體系,將傳統憲法研究推向全新的領域。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在彰顯其自身根本法屬性的同時,對于憲法本身也會產生深刻影響。這標志著憲法上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四大制度轉變為生態制度、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社會制度五大制度。同時,憲法實施的外延也會隨著生態制度、生態權利的“加入”而更加豐富。

(二)定位于交叉學科

從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上看,生態憲法學與以下學科存在明顯的交叉關系。

其一,生態憲法學與環境法學存在交叉。兩者的主要研究對象盡管在法律部門中的位階并不對等,但在基本概念、研究內容以及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與目標等方面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1)環境與環境權在生態憲法和環境法中的內涵是基本一致的。憲法規范為環境法中“環境”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具體化提供依據,但兩者均是圍繞著“以人為中心”展開的。(2)環境保護的根本規范和立法指引源于作為法律體系核心的憲法。一是憲法作為立法依據,為環境法中的環境條款提供立法指引。二是憲法作為根本大法,為彌補環境法中環境規范權威性不足發揮兜底作用。環境法不僅是開展環境保護的首要法律依據,也將憲法環境條款的基本價值予以具體落實。在生態憲法規范的輻射之下,環境法部門內的相應規范和學理體系亦應朝生態憲法的方向進行調整。同時,環境法的理論沉淀與實踐積累對“生態憲法”這一部門憲法的規范形成反作用力。所以,生態憲法與環境法由此形成 “交互影響”的關系。(3)生態憲法、環境法均期望通過各自功能發揮調整并實現環境保護的生態化,這體現出二者對環境保護的法律預期具有明確性和一致性。眾所周知,20世紀60年代以來,環境保護受到公眾越來越多的認可,環境保護的深遠目標被寄予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此背景之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的實現、人與環境和諧發展關系的建構完善等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多維考量,正逐步替代早期的強調對環境污染的單一化控制。以日本為例,早期制定的《公害對策法》就是為了應對公害問題。在此以后,體現從公害對策到環境管理法治理念轉變的則是1993年制定的《環境基本法》,立法基本目的調整為構建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我國《環境保護法》明確地表達了保護環境的立法目的,其第1條就開宗明義規定:“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痹谠摋l中,“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毋庸質疑體現了對憲法第26條更精準的部門法表達;“保障公眾健康”強調了對公民的人格權保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僅符合憲法環境條款的核心要義,也促進了與民法總則綠色理念與原則的互相融合,更深層次地推進了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實現和功能發揮。

其二,生態憲法學與生態法學存在交叉。作為生態法學核心概念的生態法,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由前蘇聯法學家奧·斯·科爾巴索夫提出。實際上,現代生態法學的發展與前蘇聯法律科學領域中的“生態學”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系。根據奧·斯·科爾巴索夫的觀點可以得知,現代生態學的發展,尤其是社會生態學的產生和發展以及社會對“生態”這一概念的認識深化,促成了“生態法”概念的誕生。已故的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教授弗·弗·彼得羅夫認為:“生態法是為了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調整社會與自然界相互作用領域里的生態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它規定人們在利用保護自然環境方面的準則!相對于傳統法學,生態法學有兩大變化:一是其研究不僅關注當代人,也關注后代人;二是不僅僅關注人本身,更關注人與生態之間的合理關系。然而,人才應該是任何生態主義得以建構的基本邏輯出發點,不可能在人之立場之外存在所謂的超越人類中心主義。[[xiv]]因此,從追求環境保護所體現的協調統一而言,現代生態主義突出強調的人類首先應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與“以人為本”主義所強調人的幸福與尊嚴[[xv]]、人構成生態的重要一環,可謂異曲同工。保護生態環境、滿足人的尊嚴體現了我國生態憲法學和生態法學的研究目標一致、功能殊途同歸。

其三,與其他學科存在交叉。除了法學學科,生態憲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甚至與生態學等自然科學也有一定的關系和交叉。生態憲法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從其他學科獲取營養,同時生態憲法學的發展也會對其他學科產生法學的有益的反哺影響。以生態學為例,其在20 世紀初成為一門初具理論體系的學科。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在其早期的研究中就顯示包含了眾多學科內容的綜合特征并與相關基礎學科交叉,物理、化學、生理、氣象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被大量借鑒。1935 年,“生態系統”概念由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首次提出,他將有機體與其生存的環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然整體?梢,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的發展經歷了數次轉變:一是時間維度上,先后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二是研究對象上,從以研究生物為主體,以個體、種群、群落為重心的自然科學到以研究人類為主體,以生態系統為重心;三是研究方向即目標上,不斷致力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滲透和融合,以探討和研究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為己任。因此,當生態學開始研究人、研究人類問題時,就必然會與包括憲法學在內的法學發生聯系并形成一定的交叉。

三、生態憲法學的基本范疇

范疇及其體系是人類在一定歷史階段理論思維發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門科學成熟程度的標志。法學的范疇主要圍繞著主體、權利義務和法律行為等要素展開。[[xvi]]在筆者看來,生態憲法學的基本范疇,應當主要涵蓋以下四個方面。

(一)憲法意義上的生態人

所謂生態人,一般認為是與“經濟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與“經濟人”相比,“生態人” 更加側重人的整體利益、社會利益及長遠利益。近年來,除了其他學科,法學界對生態人概念也進行了較系統的研究。在筆者看來,法學上認識和把握生態人概念,應體現如下邏輯。

其一,生態人應該具備正確的憲法生態觀。國家與公民的生態行為、生態義務得以有效規范和闡釋的前提在于特定的憲法生態觀。實際上,人類社會既有別于自然界但又緊緊依附于自然界,并在本質上最終走向和諧統一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基本關系,這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早已得到深刻揭示和闡釋。他指出:“無論是在人那里還是在動物那里,人類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就在于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而人和動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賴以生活的無機界的范圍就越廣闊!盵[xvii]]毫無疑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并在此基礎上予以了豐富和發展。對當下社會生態觀念的精準概括集中反映在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從憲法視角觀察其實質內涵可詮釋為:通過尊重和保護生態環境,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與訴求,切實實現環境治理的現代化,保障國家與民族的永續發展。特定的中國生態憲法觀的有機內容包括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也是生態憲法中生態人的基本遵循。[[xviii]]

其二,生態人的主體不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法律關系個體或自然人,而是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國家及國家機關以及社會組織等。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生態人指向每一個存在于生態系統中的人和團體 (擬制法律人 )。[[xix]]因此,生態人是對傳統的法律人概念的革新,在有關生態建設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中,應當將生態人進行類型化分析。生態人既是個體人,更強調集體人;既指生態自然人,也指生態法人;既是當代人,也包括后代人。不同類型的生態人,其具體的權利義務及其法律行為均會有所不同。

其三,生態人的內涵應當在人與生態系統的應然和諧關系中把握,著眼于人類文明的延續與發展的歷史使命,注重經濟增長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平衡秩序。因此,對于生態人的認知應實現三個轉變,即從個體界定到集體內涵的轉變、從權利單向度到權利義務雙向度的轉變、從強調人的個體因素到人有機融入整個生態系統的轉變。當前生態憲法學中生態人的闡釋具體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確定人屬于法律上所規定的自然、環境、生態中的生命共同體的概念。(2)遵循憲法序言上有關生態人表述的宏大歷史邏輯。(3)明晰環境權作為“美好生活”之權利保障的內在要求。(4)具備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治意識。生態意識的提升是生態人內涵的應有之義,而生態法治教育則是生態意識提升的關鍵途徑。[[xx]]當前,生態法治教育已經成為世界上多數國家全民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主要是通過綜合運用各種形式和傳播手段對公民進行生態法治教育,使其獲得對人與生態環境關系的基本認知,知悉人在生態環境系統中的精準定位,了解人、生態環境和社會各系統的相互影響及作用,以及如何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防止生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發生,最終實現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xxi]]

(二)生態權利與生態義務

“相互關聯、彼此影響”是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最顯著特征。生態系統將“自然、人、國家”囊括其中,并對人的利益乃至國家的發展產生能動作用。恩格斯曾經告誡:“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盵[xxii]]因此,依據生態權利,我們或許能更好地概括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增多的豐富面向,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與生態政治學、生態哲學的良好對話。在生態法治視野下,生態權利逐漸演變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其他權利的重要實現基礎與發展條件,并進一步帶動權利觀念相應變遷。自然界不再是生態權利的唯一扮演者,而人和國家也應當隨著權利觀念的變遷成為生態權利變遷中的重要角色。當然,生態權利也應該擺脫某種單項價值和單一內容的權利桎梏。生態權利的憲法化可謂大勢所趨,有學者認為,生態權利、生態價值命題的提出,實際上就是要求在正常的制度和法律框架之內吸收生態環境中現行法律無法破解的難題,以“內部化、法律化”解決所謂的外部性問題。[[xxiii]]在權利社會化向權利生態化轉型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對“人類和生態共同利益”的保護,也即對“生態權利”的保護,是未來憲法的中心任務和重要特征。從生態人的多維主體看,生態權利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自然人基于美好生活的基本訴求在生態領域所享有的基本的正當合法的利益;(2)社會組織基于存在與發展而維持其運行的相關正當生態利益;(3)國家基于生態環境的維護及改善從而享有的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從權利功能看,生態權利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生態防御權,即生態人對其他主體的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阻卻的權利;(2)生態請求權,即生態人請求其他生態人主體維持和改善必備的生態環境的權利;(3)生態受益權,即生態人從其他生態人的生態行為中獲取正當生態利益的權利。

生態義務是指生態人在享受生態憲法中生態權利的同時應承擔的對于生態環境的重視、維護及改善等的法律上的義務。主要分為三個層次:(1)初階生態義務,即充分注意義務。所謂充分注意義務,是指生態人在實施與生態活動相關的行為時,應當具備良好的生態法意識或生態法治觀,以及相應的生態法知識,充分考量行為實施對生態憲法規范涵蓋的生態環境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或積極效果。充分注意義務要求充分尊重國家、社會、集體以及其他公民的生態利益,屬于生態人在法的框架內行為規范的較低層次要求,為生態義務的基礎環節。(2)進階生態義務,即積極維護義務。生態人的積極維護義務主要表現為積極配合國家的生態環境保護行為和個體主動的維護環境的行為,屬于中等層次的要求。(3)高階生態義務,即盡量改善義務。盡量改善意味著對生態憲法中“環境保護”的超越,對趨于惡化環境的改進以及對未來更好生態環境的打造。盡量改善義務屬于較高層級的要求,為生態憲法面向生態文明建設的較高目標。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構建憲法中的生態義務制勢在必行,即生態義務理應成為憲法規定的自然人基本義務的新“增項”。作為新型的義務形式,生態義務制可以與其他憲法規定的義務制有效聯結起來。[[xxiv]]

事實上,“權利和義務是相關物,人們不可能有沒有相應義務的權利,也不可能有沒有相應權利的義務!盵[xxv]]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和實質要求權利義務二者并重。若只講權利,則無法對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追究歸責;若只講義務,則會阻卻人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利益實現。實際上,利益在任何時候均是驅動社會運轉的基本動力。因而,法律需要正確地規范和保障利益,而不是簡單地否定利益。

20世紀80年代初,環境權研究剛被受到關注之初,就有學者指出,從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的認識角度出發更有利且有效地避免陷入從單向度的權利與義務出發提倡環境權的困境。[[xxvi]]實際上,生態憲法中的生態權利天然就是權利與義務的復合體,此種復合性難以將其割裂開來。具體包括以下五個方面:(1)尊重自然之法定義務。自然應當被國家及當代人視為利益共同體中的重要一員,不應受到過度索取甚至破壞,后代人的利益必須得到重視。(2)國家和人享有可持續發展之權利。國家和人可以從可持續發展中獲得相關正當利益,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在于對自然的足夠理性尊重。(3)國家生態文明建設之法定職權;谛刨嚴,國家有權代表自然及后代人規范經濟社會發展以及當代人對環境的不當行為。同時,作為擬制上的“自然人”,與其職權對應的是國家不僅享有生態職責、監管義務,也承擔著積極保護和改善義務。(4)公民生態權益。若公民實施的經濟、社會等行為是合法、適度的,符合生態憲法和法律的基本機制遵循,就當然有權在與生態有關的法律關系中獲得正當的生態權益,且這種權益應屬于積極受益權范圍。(5)公民生態義務。生態憲法規定的公民生態義務屬于積極義務范疇,公民不但具備生態義務,而且要求積極履行。因此,生態權利與生態義務的復合性既表現為積極權利又表現為積極義務。

(三)生態憲法與法律行為

所謂生態憲法與法律行為,是指憲法與法律規定的與生態環境的維護與改善有關,以生態權利與義務為核心內容,可以引起相關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及消滅的行為。生態憲法和法律行為本質上屬于社會性而非個體性的行為,應當注重不同主體之間行為的相互影響性及社會利益性。同時,也是生態制度形成的行為與事實基礎。生態憲法和法律行為具有以下三大特征:(1)社會屬性。馬克思指出:“活動和享受,無論就其內容或就其存在方式來說,都是社會的,是社會的活動和社會的享受!盵[xxvii]]在行使生態行為時,要充分考慮其他人的利益,要充分考慮社會利益,以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和社會利益為底線。(2)法律屬性。凱爾森認為:“行為之所以成為法律行為正因為它是由法律規范所決定的。行為的法律性質等于行為與法律規范的關系。行為只因為它是由法律規范決定并且也只在這一范圍內才是一種‘法律’行為!盵[xxviii]]生態行為的法律屬性具體包括合法性、合理性、正當性。所謂生態行為的合法性,是指生態行為應遵循且符合明確的法律規范。所謂生態行為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生態建設實踐的前沿性,會出現生態法律規范未明的情形,此時生態行為的行使應該合乎生態利益的常識常情常理。所謂生態行為的正當性,是指手段和目的的合比例,即便在法律規范未明或其他特殊情形下,也最終應該滿足生態利益正面的保護要求。(3)價值屬性。生態環境資源既具有經濟價值,也具有社會價值和法律價值。生態行為的行使應有利于生態系統的和諧,有利于人與生態系統的共生,有利于生態資源價值的滿足。

(四)生態憲法與法律制度

所謂生態憲法與法律制度,是指憲法與法律確認和調整的,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提升國家環境競爭力以及人民環境指數的憲法和法律規則、原則在制度層面上的總稱。其直接目的是通過協調人、國家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間接目的則是通過法定的形式滿足人民對美好環境的訴求,進而實現國家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入憲,標志著在我國憲法文本中已經形成了有關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保護的較為完整的規范與制度體系。憲法中新寫入的生態文明具有深刻內涵,意味著實現國家的永續發展離不開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作為憲法對國家發展目標的主要描述之一,最終惠及人民;同時,憲法明確了國務院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權力主體、責任主體;也規定了公民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權利與義務主體?梢,生態文明法治保障體系是一個涵蓋多方面內容的制度體系,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也是當下生態憲法發展的重點內容。2018年憲法作出修改,使得生態文明成為憲法和國家文明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主要標志。同時,也將促成憲法的理念變遷、行為模式與制度安排向更高級生態意義轉變。

生態文明寫入憲法,呈現了我國生態制度的雙重互動模式。其一,廣義的生態制度,即包含生態政治、政策、法律規范在內的綜合性生態制度。很多情形下,生態政治、政策與法律規范無法完全分開。政策入法,本身也是現代憲法及法治發展的一種趨勢。如二戰以來環境保護作為基本國策已在世界多國憲法中得以體現,典型的國家有泰國、印度、亞美尼亞、希臘、美國、德國等。再如我國的生態文明入憲,意味著將黨的報告中所指出的生態文明建設這一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我國環境保護法第4條也明確規定:“保護環境是國家的基本國策!毙枰赋龅氖,廣義的生態制度又可分為兩種情形,即生態政治、政策本身形成的制度以及生態法律規范中涉及的受生態政治、政策影響而形成的相關制度。其二,狹義的生態制度,主要是指以生態法律規范為基礎所形成的憲法和法律相關制度。依照相關生態制度的內在邏輯聯系,從生態教育到生態治理再到生態監管的制度依次展開。廣義的生態制度,拓展了狹義生態制度的理論視野與實施路徑;狹義的生態制度是廣義生態制度的核心,是當前提供生態文明建設的憲法和法律保障方案的關鍵。

四、生態憲法學研究需要應對的三階問題

當前,在實踐與理論雙重層面,生態憲法學的研究應采取合作、分化、再統合的思維,以應對三大階段的不同層次問題。

(一)第一階問題

生態憲法學研究所要應對的第一階問題來自實踐層面。憲法與環境法等部門法學科應有機協同,以實踐目標為導向,有效應對并解決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所面臨的重點問題。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態文明建設要邁上新臺階,應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生態環境以及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等六項基本原則;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應抓好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全面推動綠色發展、把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作為民生優先領域、有效防范生態環境風險以及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落地見效等關鍵問題。通過充分調動全部法治資源,針對關鍵性問題,可提出如下憲法和法律保障方案:(1)運用法治思維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并為之提供憲法和法律保障。主要包括:作為生態文化體系準則的生態價值觀念的法治化;為生態經濟提供明確的法律規范依據和制度保障;對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環境目標責任體系的法治分解和支撐;將生態文明的憲法與法律規范體系有機融合到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設當中以及用法治方式和手段保障生態安全即生態安全保障體系的建構要遵循法治化路徑[[xxix]]等等。(2)為全面推動綠色發展提供法治理念與方式、制度的支撐。(3)為著力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有效防范生態環境風險、提高環境治理水平提供法治思路和具體方案。(4)為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提供法治思維、規范依據與具體思路。

(二)第二階問題

生態憲法學研究所要應對的第二階問題上升到理論層面,從而形成理論初階。憲法、環境法等相關法律學科應回到各自的視閾下,運用各自學科的方法與思維,進行規范與理論分析,凝練與生態文明建設有關的各自學科的理論范疇,強調各自學科所發揮的功能。如憲法的功能在于合理分解并有效規范國家權力中的生態文明建設功能,為公民環境權的訴求提供根本的理論與規范依據,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根本規范依據及理論支撐,有機統合和協調各部門法,有效規范政策資源。環境法的功能在于通過對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協調,對個人與集體的利益平衡,為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具體的法律制度設計。民法的功能在于圍繞生態文明建設及生態利益在私人主體間的展開進行規范和保障。刑法的功能在于對違反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行為進行控制和預防,從而保護生態公共利益。各部門法上生態文明條款的實施屬于以憲法為核心的同一法律體系內部的分工協作關系,在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各項法律制度中,環境法的實施是直接的,屬于主要的部分,而憲法意義上的實施主要是為之提供理論和規范依據;當環境法等層面的實施偏離憲法軌道或者呈現出某種部門法實施上的局限性時,憲法條款才會直接產生規范效力。

(三)第三階問題

生態憲法學研究所要應對的第三階問題屬于理論模式的進一步升華與凝練,可謂理論進階。面向國家的、民族的、人類的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大課題,憲法與環境法等部門法學科須再一次有機整合,以生態憲法學的面貌整體登場,回答生態憲法學的理論體系建構的重大理論問題。這些體系,既具備較為完整的理論元素,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也應該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夠滿足未來一定時期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需求。在筆者看來,生態憲法學應該既有傳統的憲法學元素,又能有所不同甚至創新;既有效吸收環境法學、生態法學等學科的營養,又能夠形成新的研究領域與理論架構,從而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針對性的知識供給以及整體性、系統性、功能性的理論方案。

代結語

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千年大計。生態文明入憲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法治大事件,標志著憲法將生態文明所具備的規劃國家發展目標、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偉大復興以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政治整合功能予以了根本法上的確認,標志著生態文明從政治規范走向了法律規范。[[xxx]]當前,法學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生態文明的規范內涵及其相應的制度建設。而生態憲法學的提出,能夠更好整合憲法與環境法等部門法學的理論,有效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保障實踐。在生態憲法學的研究中,既要探討生態憲法學的基本范疇與學科定位,更需深度回答生態憲法學所要面對的實踐與理論問題。當然,本文只是對上述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一則遠未達致理論系統的高度,二則也需要實踐的進一步檢驗,寫作目的更主要還是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此問題更廣泛更深入的關注。第4期。

注釋:
相關的具體論述,參見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頁。
相關的具體論述,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52頁。
20世紀80年代,蔡守秋教授在我國首倡環境權的概念。20世紀90年代關于環境權研究日益活躍,“環境權 是一項人權”受到多數學者認可,同時環境權的內容及救濟也成為學者們的探討熱點。需要注意的是,“用憲法保障環境權”的觀點也在90年代被學者提出。進入28世紀以后,環境權研究成果多彩紛呈,有學者嘗試破除環境法的常規研究桎梏,轉而從憲法、民法的視角研究環境權;也有學者通過研究環境權的公益性屬性,辨別環境權與民法上權 利之間的本質異。
關于公民環境義務的觀點,參見秦鵬:《消費者環境義務的法律確立》,《法學論壇》2010年第1期;曹煒:《環境法律義務探析》,《法學》2016年第2期;張震:《公民環境義務的憲法表達》,《求是學刊》2018年第6期等。
關于環境治理等相關論述,參見蔡守秋:《我國環境法治建設的指導思想與生態文明觀》,《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9年第2期;汪勁:《中國環境法治三十年:回顧與反思》,《中國地質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王樹義、周迪:《生態文明建設與環境法治》,《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4年第2期;杜輝:《論環境私主體治理的法治進路與制度建構》,《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陳海嵩:《中國環境法治中的政黨、國家與社會》,《法學研究》2018年第3期;張震:《中國憲法的環境觀及其規范表達》,《中國法學》2018年第4期;鄭少文、王慧:《中國環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實施與未來走向》,《法學》2018年第11期,等等。
關于系統論,參見曲陽:《盧曼<法社會學>述評》,《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丁東紅:《盧曼和他的“社會系統理論”》,《世界哲學》2005年第5期;羅文波:《預期的穩定化——盧曼的法律功能思想探析》,《環球法律評論》2007年第4期;杜健榮:《法律與社會的共同演化——基于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反思轉型時期法律與社會的關系》,《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2期,等等。
關于系統結構層次論的觀點,參見劉炳瑛主編:《馬克思主義原理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9頁。
關于環境法理論體系的更新,參見呂忠梅:《環境權入憲的理路與設想》,《法學雜志》2018 年第 1 期;曹明德: 《環境公平和環境權》,《湖南社會科學》2017 年第 1期等。
關于環境憲法的理論動向,參見張翔:《環境憲法的新發展及其規范闡釋》,《法學家》2018年第3期。
關于新時代法學發展與法治建設的若干新命題,參見張文顯:《新思想引領法治新征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依法治國和法治建設的指導意義》,《法學研究》2017年第6期;姚建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法治建設的實踐行動綱領——中國共產黨十九大報告的法學解讀》,《法制與社會發展》2017年第6期;李林:《開啟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新征程》,《環球法律評論》2017年第6期;王利明:《新時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基本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呂忠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法治思想研究》,《江漢論壇》2018年第1期;莫紀宏:《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法治思想的特征》,《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等等。
詳見張文顯教授在該會議上的講話。章安邦:《中國法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與話語權的提升——第二屆 “走向世界的中國法哲學”國際研討會綜述》,《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4期。
有關部門憲法的基本表述,參見周剛志:《部門憲法釋義學芻議》,《法學評論》2010年第3期;趙宏:《部門憲法的構建方法與功能意義:德國經驗與中國問題》,《交大法學》2017年第1期,等等。
此種交互影響理論,最早是由德國憲法學家魯道夫·斯門德在 1927 年德國國家法學者聯合會年會上提出。他在學術報告《自由的意見自由》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基本權利是文化價值的一部分,如果基本權利可以被 “一般性法律”限制,將使得應受保護的價值相對化。在此意義上,基本權利可能最初來自部門法,但最終卻具有相對于部門法的優越性。斯門德的這一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新成立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采納而成為通說,也成為理解憲法與部門法關系的基礎學理。參見張翔:《環境憲法的新發展及其規范闡釋》,《法學家》2018年第3期。
有關日本從《公害對策法》到《環境基本法》的發展狀況,參見原田尚彥:《環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2-13、18-19頁。
有關生態法的表述,請參見王樹義:《論俄羅斯生態法的概念》,《法學評論》2001年第3期;曹明德:《生態法的理論基礎》,《法學研究》2002年第5期。
關于生態學的發展階段,參見劉貴華、朱小蔓:《試論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教育研究》2007年第7期。
關于生態人的基本概念,請參見蔡守秋、吳賢靜:《論生態人的要點和意義》,《現代法學》2009年第4期;吳賢靜:《生態人的理論蘊涵及其對環境法的意義》,《法學評論》2010年第4期。
關于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在新時代的發展,參見張占斌、戚克維:《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生態文明觀》,《環境保護》2017年第22期。
關于權利的生態觀念變遷,參見江必新:《生態法治元論》,《現代法學》2013年第3期。
關于生態權利的憲法發展趨勢,參見陳泉生:《環境時代憲法的權利生態化特征》,《現代法學》2003年第2期。
有關憲法中的環境保護國策,詳見張震:《中國憲法的環境觀及其規范表達》,《中國法學》2018年第4期;Naney K.Kubasek and Gary S.Silverman,Environmental Law( Fourth Edition) ,prentice Hall,115( 2002) 。
狹義生態制度有關生態教育、生態治理、生態監管的論述,詳見張震:《生態文明入憲及其體系性憲法功能》,《當代法學》2018年第6期。

注釋:
[[i]王旭烽主編:《生態文化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121頁。
[[ii]]付子堂、張震:《新時代完善我國憲法實施監督制度的新思考》,《法學雜志》2018年第4期。
[[iii]]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臺階》,《求是》2019年第3期。
[[iv]]李林:《新時代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中國法學》2019年第3期。
[[v]]陸宇峰:《系統論憲法學新思維的七個命題》,《中國法學》2019年第1期。
[[vi]]《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594、1220頁。
[[viii]]《辭源》(第5版)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781頁。
[[ix]] 張震:《生態文明入憲及其體系性憲法功能》,《當代法學》2018年第6期。
[[x]]陳海嵩:《從環境憲法到生態憲法——世界各國憲法生態化趨勢探析》,《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xi]]李龍:《論當代中國法學學術話語體系的構建》,《法律科學》2012年第3期。
[[xiii]]趙宏:《部門憲法的構建方法與功能意義:德國經驗與中國問題》,《交大法學》2017年第1期。
[[xiv]]王曉華:《生態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和解之路》,《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xv]]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78.
[[xvi]]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頁。
[[xvi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xix]]吳賢靜:《生態人的理論蘊涵及其對環境法的意義》,《法學評論》2010年第4期。
[[xx]]Scott D,Willits F K,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A Pennsylvania Surve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1994,pp.239-260.
[[xxi]]《環境科學大辭典》,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574頁。
[[xxi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8頁。
[[xxiii]]李惠斌:《生態權利與生態正義—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角》,《新視野》2008年第5期。
[[xxiv]]李武斌、延軍平、薛東前:《生態義務制的內涵與框架設計》,《資源科學》2013年第1期。
[[xxv]]G.W.Paton,A Textbook of Jurisprud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85.
[[xxvi]]蔡守秋:《環境權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
[[xxv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1-122頁。
[[xxviii]]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第42頁。
[[xxix]]張震、張義云:《生態文明入憲視閾下生態安全保障體系建構論》,《求是學刊》2020年第2期。
[[xxx]]張震:《中國憲法的環境觀及其規范表達》,《中國法學》2018年
作者簡介:張震,法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
發布時間:20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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