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法秩序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解釋
作者:鄭戈  

一、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二十二周年前夕,香港爆發了“反修例”運動。這場以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為由頭的運動,在政府撤回修例草案之后仍然持續升級,導致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啟用了沉睡已久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所賦予的權力,制定了《禁止蒙面規例》。隨后,在郭榮鏗等24位立法會議員和梁國雄前議員提起的司法復核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的周家明和林云浩兩位法官在一份長達一百多頁的判決書中裁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及《禁止蒙面規例》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或簡稱基本法)而無效。

基本法第158條雖然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于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但解釋權并不必然意味著審查權。與美國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一樣,在1997年7月1日以后的香港憲制秩序中,對立法的司法審查權是香港法院通過吳嘉玲案等一系列判例為自己爭取到的權力,全國人大常委會一直默許著。吳嘉玲案判決的實質內容雖然在不影響具體當事人已獲得利益的情況下被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所推翻,但其中體現司法技藝的概念和原則卻被保留下來,因此它是名副其實的“香港馬伯里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為止總共五次解釋基本法,每一次都是在事關重大實質性問題的場合,而解釋的內容也都是解決實質性問題。但嫻熟應用普通法司法技藝的香港法院卻得以不斷拓展自己的權力邊界,成為實際上的基本法日常守護者。但是,受限于香港法官的教育背景和普通法的參照系設置(廣泛援引別的普通法管轄區的判例,而未能充分考慮普通法在中國憲法中的位置),作為基本法守護者的香港法院無法全面地守護基本法,兼顧其中的“一國”與“兩制”內容,把握“特別行政區制度”這種創新性的中國憲法設計中包含的精巧和微妙的政治平衡。

本文指出:香港法院對基本法中確保一國的政治架構的限縮解釋(deflationary interpretation)和對確保香港高度自治條款的膨脹解釋(inflationary interpretation)是導致香港困境的主要法律原因。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我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在解釋基本法時應當充分展開法律論證和推理,從而發展出能夠為香港法院所遵循的解釋方法和解釋原則。司法是在給定的政治邊界內定分止爭的技藝,它有自己內在的邏輯和方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系統之間目前尚未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無論是權威等級關系還是對話—溝通關系,這一方面導致香港法院多采取策略式的行動來規避或應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干預”或“可能干預”,另一方面導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無法得到常規化的行使,而表現為要么放任香港法院自行解釋、要么完全收回“合基本法性審查權”的選擇。在直面這一問題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基本法解釋機制的建議。

二、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守護者?

沒有哪種法律具有我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這樣特殊的屬性。它們都具有三重特性:首先是國際性,它們都是根據在聯合國備案的雙邊國際條約(即《中英聯合聲明》和《中葡聯合聲明》)而起草的,分別明確宣布了中國對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政策”,這種基本政策體現了“神圣的承諾”,哪怕是對基本法進行修改,也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和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其次是憲法性,兩個特別行政區都是根據《憲法》第31條的規定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設立的,而兩部基本法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照香港和澳門的具體情況規定“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的全國性法律。最后是特殊地方性,特別行政區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其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憲法》第3條規定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基本原則的特殊化處理,也不同于《憲法》第4條規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曾經擔任香港大學法學院包玉剛公法學講席教授的佳日思在《香港新憲法秩序》一書中指出:

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雖然基本法保留了普通法和香港制定法,要理解基本法的全部意義,找到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的總體規范和結構當中的定位是十分必要的;痉ń忉屩饕侨珖嗣翊泶髸瘴瘑T會的職責,它在解釋基本法時必然會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流的解釋方法和原則。

基本法作為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但它同時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高法律,這一點在基本法第11條第2款中得到明確表述:“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卑凑振R伯里案的論證邏輯,如果憲法是法律,那么法院就有權力和義務去解釋它。如果憲法是最高的法律,法院就有權力和義務在解釋它的時候宣布與它相抵觸的法律無效。而這也正是香港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中的論證邏輯:

在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司法權的時候,本特別行政區的法院有義務實施和解釋基本法。它們無疑有管轄權來審查本地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或本地區的行政機關采取的行動是否符合基本法并且在發現不符合的時候裁定其無效。行使這一管轄權是一種義務,而不是自由裁量,因此如果確認有不符合之處,法院必須判定一部法律或一種行政行為(至少是其中抵觸基本法的部分)無效。雖然這一點并沒有受到質疑,但我們有必要抓住這個機會把這一點說清楚。在行使這種管轄權的時候,法院是在踐行基本法賦予它們的憲法角色,充當對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的憲法制約,以確保它們按照基本法來行動。

香港終審法院還更進一步指出:“法院也有管轄權審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任何立法是否符合基本法,并且在發現不符合的時候宣布它們無效!這一司法意見引起了巨大的爭議,為此,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境事務處向終審法院提出申請,要求其澄清判決中的這一部分。香港終審法院作出了如下澄清:“本院1999年1月29日的判決并未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做出本特別行政區的法院必須遵從的解釋的權威性。本院承認自己不能質疑此種權威。本院也承認自己不能質疑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符合基本法以及其中規定之程序的任何行動的權威!正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葉保仁教授敏銳指出的那樣:這一體現司法語言藝術的聲明故意沒有說明,如果香港法院認為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的行動不符合基本法,它們是否有權判定此種行動無效。通過這種未曾澄清的澄清,香港終審法院為自己乃至香港整個法院系統在以基本法為基礎的“香港新憲法秩序”中確立了一項重要的權力,即作為基本法闡釋者和捍衛者的權力。

更重要的是,香港終審法院通過設計出一套概念嚴格限縮了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應該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的案件范圍。就吳嘉玲案本身而言,需要解釋的條款包括第24條第2—3款和第22條第4款。前者規定港人在香港之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后者規定中國其他地區的人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準手續,其中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后確定。也就是說,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若要前往香港定居,需要在內地申請單程證,而內地有關部門發放單程證的數量有限額。第22條第4款顯然屬于需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但香港終審法院提出了三套標準來論證可以自行解釋。一是分類標準(classification test),即案件所涉及的基本法條款是否屬于香港法院無管轄權的事項;二是必要性標準(necessity test),也就是該條款對于本案的判決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三是主導條款標準(The Predominant Provision Test),即如果需要解釋的條款不止一條,其中既有屬于香港自治范圍的條款,又有香港法院無權解釋的條款,而對案件判決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條款屬于香港自治范圍,則香港法院仍可自行解釋。根據這一套標準,香港基本法院認為第22條第4款雖然屬于香港法院無權自行解釋的條款,但對它的解釋并非必要,它也不是主導性條款,因此香港法院可通過解釋第22條第2—3款來裁判此案,認定《入境條例》中要求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必須在內地取得單程證之后才能來港登記為永久居民的條款違反基本法。

這些概念和標準看似精巧,但卻經不起法理推敲!度刖硹l例》中的相關要求顯然符合基本法第22條,第22條對于如何判決此案顯然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說對它的解釋并非必要以及它不是主導性條款都是錯誤的。香港終審法院認為基本法中的基本權利條款具有高于權力配置條款的地位,這是一種非常武斷的判斷,因為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是全國人大行使其《憲法》第31條賦予的權力而設立的,基本法中關于香港自治范圍和香港在國家憲法秩序中的位置的條款都屬于權力條款。香港終審法院實際上是以司法技巧完成了一次嚴重的僭越,剝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理應行使解釋權的機會。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此后應國務院請求(國務院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請求)而做出的解釋中,援引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來澄清第24條第2款的立法意圖,推翻了終審法院已經生效的判決。但這份解釋并未針對此案判決理由中影響深遠的若干概念和原則做出回應,導致這些概念和原則成為香港法律的一部分。在此后做出的四項解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也都是對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會帶來巨大實質性影響的基本法條款進行促成某種結果意義上的解釋,而未能在法律原則、法律概念和法律推理上做出充分的推演和論證。這種重實質、輕形式的解釋風格導致的結果是“贏得了戰役,卻輸掉了戰爭”。比如,就居留權問題而言,吳嘉玲案之后的一系列案件(從莊豐源案到菲傭居港權案)都沒有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吳嘉玲案解釋中提到的《關于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作為有約束力的法律淵源或說明基本法立法意圖的證據來加以援引,盡管這份“意見”對這些案件中涉及的關鍵法律問題都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如果香港法院視這份規范性文件為有約束力的法律淵源,這些案件就會變成迎刃而解的簡單案件。但實際發生的情況是,香港法院不僅沒有把它視為確定的法律淵源,甚至不認為它有說服力,從而使這些案件成為法律上的疑難案件和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的案件。

香港是我國境內唯一適用普通法的地區,普通法作為“香港原有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基本法第8條而被保留下來。普通法的首要原則是遵循先例(staredecisis),而遵循先例意味著在法院科層體系中遵循上級法院和本院先前判例中的判決理由(ratiodecidendi)。判決理由,而不是判決結果,才是先例中有約束力的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之所以被當成就事論事、只解釋所涉及的具體案件或事件中有效的文本,首要原因就在于其中并未包含解釋理由,因而無法與香港法院所適用的普通法方法有效銜接。當然,這也與香港法院對人大常委會解釋所采取的盡量限縮其適用范圍的策略性立場有關。這種狀況在香港延續已久,到2019年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和《禁止蒙面規例》司法復核案,已是積重難返,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更加積極主動、更具系統性的解釋行動才能得到逆轉。

三、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釋方法的偏向性

2019年6月開始的香港“反修例運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來遭遇的持續時間最長、暴力化程度最高、破壞性最強的社會運動。在大量蒙面人多次大規模從事破壞公共秩序、傷害無辜民眾、襲擊警察、毀壞公私財物乃至焚燒法院建筑之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啟用了1922年殖民地政府制定而作為與基本法不抵觸的“原有法律”得到保留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以下或簡稱條例)所賦予的制定規例權,制定了《禁止蒙面規例》(以下或簡稱規例)。在香港高等法院2019年11月18日做出的針對這兩部法律的“合憲性”提起的司法復核案判決中,條例和規例都被宣布無效。對于這一判決,香港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The Honourable Mr. Justice Henry Denis Litton)評論道:“2019年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常立法職能已破裂;普通法律和法律程序不足以應對特殊情況;警方的資源已接近極限。緊急條例是行政機關處理特殊情況的唯一有效權力來源……結果有少數立法會議員在法院的協助和教唆下,廢除了一項重要及有效法例,這對現時香港的情況是非常不利!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失去了條例的臂助,在暴亂持續乃至惡化的情況下,應對之道便只剩下基本法第18條第4款所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宣布戰爭狀態或因香港特別行政區內發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布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边@對于港人視為珍寶的自治和中央致力于維護的“港人治港”都是極大的損害,是下下之策。

面對判決當日大批蒙面人涌上香港街頭彈冠相慶的混亂局面,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申請,香港高等法院在2019年11月22日又做出了一項十分罕見的裁定,暫緩上述判決的執行至2019年11月29日或“法院進一步指定的日期”。

在條例和規例司法復核案判決中暴露出的問題非常多,包括對比例原則的不合比例的應用,值得專文論述。本文只選取其中的一點進行深入討論。在此案中,法院一方面拒絕了代表政府的余若海資深大律師提出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在1997年之前便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就根據基本法第160條進行的合基本法性審查而作為有效的法律留存到主權移交之后的論辯,指出:“第160條設想到(envisages)法律此后可能被發現違背基本法”,另一方面又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已經明確做出的對《人權法案條例》之合基本法性的決定視而不見,繼續將《人權法案條例》作為與基本法平行的、高于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其他法律的“上位法”來適用。這種無視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基本法條文做出的明確解釋或決定,而繞開它來自行解釋基本法的做法,是一種未能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效糾正的根深蒂固的司法慣例。在此案判決書中,法官寫道:“僵化并不是憲法解釋的美德。這讓我們想起了一句諺語:寧折不彎的憲法必將折斷!毕愀鄯ㄔ涸诮忉尰痉〞r的確采取了靈活的解釋方法,但朝哪邊彎則很耐人尋味。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宣布了極少幾部條例和附屬立法整部或部分與基本法相抵觸,因此其抵觸部分無效!毒o急情況規例條例》未在此列,因此被視為得到完整保留。在被宣布為“部分條款與基本法相抵觸”的條例中,包括《人權法案條例》!稕Q定》指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第2條第3款有關該條例的解釋及應用目的的規定,第3條有關‘對先前法例的影響’和第4條有關‘日后的法例的釋義’的規定”抵觸基本法,不采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喬曉陽在《決定》草案的說明中指出:“1997年7月1日以后,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任何法律,都必須符合基本法,只有基本法具有高于其他法律的地位。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和第4條規定,該條例具有凌駕于所有香港法律之上的地位,這直接抵觸了基本法。因此,《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有關該條例凌駕地位的條款不采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在廢除這些條款的前提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仍可采用為特別行政區法律!

但在1999年的吳功劭案中,香港終審法院將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取消其至上性的人權法案條例又捧上了神位,宣稱根據基本法第39條,所有與人權法案條例相沖突的本地立法均屬無效。在條例和規例司法復核案中,法院通篇都將《人權法案條例》作為高于香港立法會制定的其他法律而與基本法平行的法律來加以援引,認為任何限制《人權法案條例》所保護的基本權利的措施都必須滿足“由法律規定”和“符合比例原則”這兩重要求。

另一方面,香港法院認為盡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并未指出《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抵觸基本法,但這并不妨礙法院在此后發現它抵觸了基本法。這種觀點的基本法依據是第160條第1段的“如以后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據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但這是否意味著香港法院可以宣布已被全國人大常委會認定為未與基本法抵觸的“原有法律”抵觸基本法而無效呢?這一點在第160條的文義中看不出來。正因如此,臧鐵偉的談話中表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該條款的可能性。

四、結論

基于“一國兩制”原則而構建出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憲制創新,值得我們付出艱辛的努力和細致的工作來加以維護。面對香港日益惡化的、以損害香港自身的繁榮和穩定來爭取與基本法相悖的政治訴求的社會環境,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宜全面收回香港法院自1997年7月1日以來便一直行使的對立法的合基本法性的審查權。實際上,在一國的前提下存在于香港的異質法律傳統(即普通法)是我國制度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豐富中國法律制度的多元性,體現我國制度的包容性。當然,對于其中沖擊我國憲法秩序之統一性的因素,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通過主動行使基本法第158條所賦予的解釋權的方式來加以引導和消解。在認真對待基本法的前提下,針對《禁止蒙面規例》司法復核案所暴露出的問題,制度建設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系統整理自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以來香港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上訴庭做出的合基本法司法審查判例,找出其中對基本法的理解有誤的內容,出臺系統性的、充分說明理由的解釋,為香港法院今后的判決提供普通法法院依其法律解釋方法能夠吸收的指引。比如,體現原旨主義(originalism)方法的解釋便是一種選項。沒有任何機構比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更熟悉基本法的立法史,更能夠準確判斷立法原意,而將立法原意作為理解文本含義之基礎的原旨主義解釋方法也是普通法系統普遍接受的法律解釋方法。

第二,為了配合上述工作,應當強化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作用;痉ㄎ瘑T會的委員中既有熟悉香港法律的香港人士(比如現任委員中便有副主任譚惠珠和委員莫樹聯兩位資深大律師,以及陳弘毅和梁美芬兩位憲法學教授),又有精研中國憲法學和香港基本法的內地專家(比如韓大元教授)。而基本法第158條和第159條也賦予了基本法委員會在基本法解釋和基本法修改方面的法定職能。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出臺上述系統性解釋之前應當將相關問題交由基本法委員會研究,并充分聽取其意見。對于解釋程序和解釋技術方面的認同問題,比較現實的辦法是發揮成員中包括來自內地和香港的基本法專家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作用,使之成為一個針對香港問題的“憲法實施機構”,解決中央政府與港人之間涉及重大憲制問題的爭議。這樣做至少有三個好處:一是避免“釋法”程序的政治化,彰顯人大釋法程序的公正性;二是理順憲法與基本法之間的關系,使港人不僅知道基本法,還了解中國憲法,不僅知道“兩制”,還理解“一國”,在港人中培育“憲法愛國主義”;三是為我國內地落實“憲法實施”提供一個參照,使“依憲治國”早日落到實處。

第三,針對香港法律界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過程不透明、未體現程序正義的顧慮,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以通過解釋基本法第158條的形式制定基本法解釋的程序規則,更好落實基本法第158條所確立的解釋權分配原則。

第四,我國內地目前有相當數量的在普通法區域接受過系統法律教育的人才,也包括在香港接受過法律教育的人才,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從這些人才中招募一批青年才俊,作為機關工作人員,協助基本法委員從事相關研究工作。進而言之,我國內地國家機關(包括法院)中普通法人才的儲備不僅有助于解決香港問題,也有助于整個國家的法治建設、國際交往和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第五,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是影響基本法實施的關鍵因素。國家應采取措施加強內地與香港憲法學和基本法教育方面體現優勢互補的教學交流,讓更多的內地憲法學教師到香港法學院講授中國憲法,同時邀請香港的憲法學(基本法)老師到內地大學講授香港基本法,尤其是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的判例。已故的何美歡教授憑一己之力為清華大學法學院培養了一批普通法人才,北大和清華也都有邀請香港律師講授的普通法項目。但這些項目側重于私法和法律實務教學,缺乏憲法和基本法維度。體現中國憲法視野的基本法教育是實現香港與祖國內地逐漸整合的關鍵因素。

在普通法世界流傳著一則影響深遠的故事。1717年3月31日,英國主教本杰明·霍德利對英王喬治一世做了一次布道,他說道:“在人類社會,法律的解釋權難免有時會落到并非立法者的其他人手中。但這并不是絕對的,對社會也不見得是壞事兒:因為立法者可以將解釋權收回自己手中,因為他們見證著世事的變遷并且能夠明智地在有必要介入時果斷介入。因此,他們仍然是真正的立法者!痹谶@里,霍德利強調了法律解釋的重要性,并且強調最終的解釋權應該保留在立法者手中,因為“誰有絕對的權力解釋任何成文法或不成文法,誰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立法者,而不論這些法律最初是由誰制定的”。

在十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筆者曾經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它既有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權力,又有解釋法律的權力。如何在它的工作中區分制定、修改和解釋是我國作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解決的問題,因為法治意味著對已經制定的法律文本的尊重。只有當解釋不是變相的修改而是對法律文本含義的澄清和闡明的時候,法律對政治權力的恣意性才能起到約束作用。既然我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法律解釋制度將最終的法律解釋權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憲法》第67條和基本法第158條),這就意味著法院不能作為基本法的最權威守護者。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行使解釋權時應當成為一個更加中立和公正的機構;在解釋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時,基本法委員會應當被賦予更加積極和重要的地位;解釋性的決定應當充分說明理由;立法解釋的程序應當改革,以強化公正性與透明性。本文可以看作是對這些舊觀點的再次強調。因為,在新現象背后呈現的仍然是老問題,而這些老問題尚未得到清醒的認識,更不用說積極地處理了。

注釋:
2020年4月9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對此案作出了上訴審判決,推翻了原訟庭初審判決中的主要結論,確認了《緊急狀態規例條例》授權行政長官在任何公共危險情形下制定緊急規例這一內容的“合憲性”(即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認為特首根據該授權而制定的《禁止蒙面規例》中關于在非法集結和非獲批準集結中使用蒙面物品屬犯罪的內容符合基本法,但其中規定在合法的、獲得批準的公眾集會和游行中使用蒙面物品亦屬犯罪的內容不符合基本法,因而無效。這一最新進展并不影響本文的分析和論理。
在馬維琨案中,香港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兆愷以精練的語言概括了基本法的三重屬性:“基本法不僅是《中英聯合聲明》這個國際條約的產物,它也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全國性法律(national law)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HKSAR)! HKSAR v Ma Wai Kwan David and Others , [1997]HKLRD 761.雖然這里似乎強調了基本法的三個同等重要的屬性,但自此之后,香港法律界強調的卻是基本法作為“香港憲法”的屬性。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1.
William Marbury v. James Madison,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 5 U. S.137, 180(1803).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1 HKLRD 315, p.318.
同上注,p.319。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No.2)[1999]1 HKLRD 577.
Po Jen Yap, "Constitutional Review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Rise, Retreat and Resurgence of Judicial Power in Hong Kong", 37 Hong Kong Law Journal 449, p.456.
鄭戈:《普通法心智與香港政改》,載《中國法律評論》2015年第3期。
[2019]HKCFI 2820.
列顯倫:《緊急條例復核案,原審裁決對港是災難》,載《明報》2020年1月8日,“觀點”欄目。
[2019]HKCFI2884.
喬曉陽:《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的說明(草案)》,載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1997-02/19/content_1480145.htm, 2020年1月10日訪問。
前引注。
HKSAR v. Ng Kung Siuand Another, [1999]3 HKLRD 907.
Bishop Benjamin Hoadly, The Nature of the Kingdom, or Church, of Christ: A Sermon Preached Before the King, at the Royal Chapel at St. James', on Sunday March 31, 1717, 15th edition, London, 1717, pp.12-13.
George G. Zheng (鄭戈), "Law and Politics of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 Ewha Law Journal , Vol.12, No.2, March 2008, pp.177-195.
作者簡介:鄭戈,法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中國法律評論》2020年第2期。
發布時間:20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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