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公民”責任倫理制度研究
——村民委員會社會組織定性之再反思
作者:楊麗娟  
    摘要:  在2019年末的疫情爆發,舉國參與,鄉村公民亦不例外。但從現狀觀之,鄉村公民的“被動性”參與占據比例較大,即鄉村公民參與其中更多緣因于“事關己”,不得不為,必須遵從的“個體意志”、“個人主義”,而非根源于“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國家精神”、“國家情懷”,缺少相應的政治情懷和公民責任倫理精神。源在于村民委員會作為自治組織之制度設置與定性和現實狀況相去甚遠,即制度機制未完全激活,且程序性機制欠合理。據此,筆者在原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鄉村公民責任倫理機制的現狀“反思”及路徑“激活”。一則,通過國家層面的外圍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完善為鄉村公民憲法權利的落實、公民權利的行使提供最大程度的空間保障;二則,鄉村公民責任倫理的內部制度建構,即在遵循制度設置圍繞“人”,以“人”為目的的原則下,構建鄉村公民直接參與的“選舉團”制度。此制實質乃我國地方自治于鄉村之延伸,輔之于原有制度設計,致力于“鄉村自治”的終極目標;三則,加強鄉村公民“禮德文化”建設,即精神文明建設,實現農村“德法合治”之局面,透過德性文化的弘揚,增加鄉村民眾的集體歸屬感及理智愛國主義精神,樹立起“國者也,積民而成”之“尚民”國風。
    關鍵詞:  鄉村自治;公民倫理責任;選舉團;德法合治

何謂“權利”,在筆者看來,從其內涵而言,權利是法律概念與倫理概念的集合體;從權利性質而言,它體現的是一種“意志”或“選擇”,強調的是自由與個人的自我實現。但除此外,權利還應具備另一種內涵,即權利背后隱含的“責任”屬性,此“責任”內涵與其說是法律、社會加諸于公民身上的,不若說是身為公民自主自愿所承擔的一份“深沉”。且從權利來源來看,“權利”非天賦、更非神賦,而是“人賦人權”。故,筆者認為,權利是公民通過“斗爭”爭取而來的一種權益、一種自由、一種保障,同時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社會責任與倫理責任的統一體。而“公民”作為權利的行使主體,他是一個普通的、通用的概念,是泛指一切共同體內具有公民概念內涵的成員或法律主體。

鄉村公民作為中國公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于國家的影響力不容小覷,而鄉村自治程度亦是國家治理能力、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表現。從國家綜合治理目標及鄉村自治目標的視角觀之,鄉村公民權利的普及化、公民責任倫理的常態化,以及鄉村政治公共利益與公民個人利益的一體化本應是鄉村社會所應保有的正常生態。但從筆者近幾來年的觀察得之,鄉村公民的權利意識與責任觀念均十分淡漠,且在此次疫情中似乎全面“爆發”。

一、鄉村公民責任倫理機制“現狀研究”

武漢…湖北…肺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2020年庚子年之初“刷屏”了,字眼直擊人民眼球。隨后,疫情“飄出”武漢,進入湖北乃至全國各地。緊接著武漢封城、黃岡封城……湖北戒嚴,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在全國封城、封村之際,連鎖反應隨之而至,外國撤僑、世委組織宣布新型冠狀病毒乃全球突發衛生事件……。中國再一次承受著一場生命之重,作為這場戰役的主戰場,我們不畏戰,誠如習近平總書記在1月28日會見世委組織總干事譚德塞時所言,“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緊緊依靠人民”、“相信人民”、“全國人民同舟共濟”雖是國家主席的“指示精神”,但亦是中國歷來戰勝災難的不二之法,乃真理。

然而,身處這場疫情的旋渦中心的武漢人“我”,包括很多人,卻經歷了另一種“體會”,“人民”固然是可依、可信的,他們內心保有的本能愛國心毋庸置疑,但是,一幕幕場景、一篇篇報道卻反映了諸多問題,尤其是此次的鄉村公民。主要表現為此次疫情中鄉村民眾的“被動”參與,甚至是“不參與、不配合”——不求證實,亂傳謠言,甚至人身攻擊,缺乏對鄉村返鄉同胞之同理心、同情心;松懈應對疫情,甚至消極抵抗,對鄉村抗疫政策置若罔聞,如不帶口罩、聚眾聊天、吃飯聚餐;有的甚至以違法行為公開無視鄉村抗疫大局,如聚眾賭博。殊不知,扎堆聚集已然是病毒“鏈式”傳播的關鍵所在。以真實事例端看。

鄉村,在村委的高音連環喇叭及封村之下,仍有民眾聚集喝酒、打牌、閑聊。如在1月26日安徽確診60例病例中,城市12例、占總數20%,農村48例、占比達80%。從職業分布情況來看,排前3位的依次是:商業服務(15例,占25%)、農民(14例,占23.3%)、干部職員和餐飲食品業(各5例,分別占8.3% )。除此外,作為這次疫情重災區的湖北及鄰近河南等地,農村情形亦不容樂觀,如湖北農村以大別山鄂北孝感至豫南信陽、駐馬店、舞鋼區域為我國最大面積的集中連片的天然“牌場”,農村中部分人平時就易聚集一起打牌,春節期間更是聚焦的高峰期;而東北地區亦難有例外,聚集現象以現有案例觀之,聚餐喝酒居多。誠如崔向前教授所言,“這次除了輸入性病例外,因打牌聚焦和喝酒聚焦將成為疫情爆發的主力!贝朔N現象,在無形中增大了疫情爆發的概率,同時也加大了防控難度。此外,在其他地區的農村返鄉人員,尤其是武漢返鄉者,各村委會要求返鄉人員主動報告,但仍有人隱瞞不報,或撒謊瞞報。

而造成此現象之“直接”原因,筆者根據調研數據分析歸結如下,一則,事情未發生在自己身上及自身周邊,缺少緊迫感、危機感;二則,疫情解決是國家要考慮的問題而非百姓。簡言之,缺乏集體危機感及當家作主的意識;三則,疫區所需物資可依靠“有錢人”捐款、社會組織接力,如明星捐款、如“韓紅愛心慈善組織基金會”等的積極行動,而老百姓顧好自己的小家就可以了……。原因確實有可諒之處,但評估事實不難發現,在這場事件中“鄉村民眾”確實參與其中,但“被動性”參與仍占一定比例。且據隨機調研推斷,“鄉村民眾”參與其中更多緣因于“事關己”,不得不為,必須遵從的“個體意志”、“個人主義”,而不是源自于“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國家精神”、“民族情懷”。即人民只是為“行動而行動”、為“言論而言論”,缺少相應的政治情懷和公民責任之倫理品質——不發達、欠成熟。

簡言之,在當下中國,由于各種原因,人民,尤其是鄉村公民于“政府、社會、市場”三大環節中所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大疫之下甚至有缺失。而更為關鍵的制度保障、程序約束機制在此時亦未發揮完全成效,某些制度、機制甚至從未激活?梢哉f,此次災情的爆發所引爆的不僅是人身體上的疾病,更有制度上的漏洞、倫理上的失范。簡言之,人民的力量,尤其是鄉村民眾的力量無論是疫情發生前、發展中都未得以充分參與、充分發揮。據此,鄉村自治、村民自治的制度樣態和成效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二、鄉村公民責任倫理機制現狀之“深層原因”分析

余秋雨先生曾對普通民眾的劣根性進行過研究,他談到,“普通民眾通常有著各種各樣的通病,如草根性、狹隘性、黯昧性,等等”。在筆者看來,這種通病在災難面前可能會更加顯性。無疑,上述“綜合癥狀”是多種誘因所致,只是在這次“大病”中爆發了。但在各種誘因中,鄉村“公民責任萎縮、公民責任倫理品質”欠佳,及背后的制度之故乃主因!而為何會有如此之局面,筆者思之歸因于以下幾方面:

(一)部分民眾缺乏“理智”的愛國心

托克維爾曾說過,愛國心分為兩種,一種為“本能的愛國心”,一種為“理智的愛國心”。在筆者看來,“本能的愛國心”,亦可稱之為感性愛國心,它存在于我們每一個心中,出于人的本能,并與人的感觀、觸覺直接相連,是一種直覺的、無私的和難以表述的情感。他可以使人充滿干勁與激情,如戰爭時期空前的團結、如國難之時的無畏無懼,但當國家安全之后,在經歷了長久的安穩之后,便可能走向衰亡。所以,本能的愛國心雖然轟轟烈烈,但卻波動過甚,不穩定也缺乏持久性,尤其是一旦涉及并影響公民自身利益時,可能就會被人無聲抹去。

反之,“理智的愛國心”來自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制度結合,來自于將個人利益嵌入國家利益的大局中,并在法律的幫助下生成制度,規范成長。它隨著權利的不斷運用、行使而發展,是一種緣于對權利的真正理解、是對公民責任的真正擔當,并在長久的行使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種天然權利觀。即一個人應當理解國家的福利對他個人福利的影響力,應當知道作為公民,法律會要求他對國家的福利作出貢獻。他要關心本國的繁榮,首先是因為這是一件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為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勞。

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所言,“每個公民都有兩個根本不同的目的,因此與政府之間保持的也是兩種根本不同的關系。如果人們是自由的,他們就有著兩種不同的價值——他們關心國家,但是他們也關心自己。一方面,我們每一個公民都參與到國家的統治事務中,以此身份,我們為公共利益思考、發言、籌劃和行動。另一方面,我們每一個人作為一個個人或私人組織的成員,追求著自己的利益,這也是正當的?梢哉f,我們既是投票者,立法者,統治者。我們,即人民,在共同承擔這一角色時;同時,我們也是被統治者!

(二)鄉村自治能力及自治體系不完善

在筆者看來,鄉村自治需要內發性要素與外在性要素之雙重保障。但從現狀觀之,兩大保障性要素均有所欠佳,制度性機制遠未完全激活。具體而言:

第一,內在要素。根據我國憲法第111條規定,城市和農村按居民居住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委員會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居民選舉。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其主要任務在于辦理本居住區域內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但實踐操作中,通常只具備民主化的形式色彩,欠缺民主的實質要求。以筆者自成年以來在家鄉的親身經歷觀之,每年選舉前,父母均會接到一兩通電話,或者侯選人本人及其家屬的親自登門“問候”,除電話“拉票”外,有的侯選人還進行有“物質獎勵”,如一盒煙、一瓶醬油、一袋洗衣粉、一袋鹽……最近一次選舉聽母親說,幾乎全村每家每戶都多了一袋洗衣粉、一袋鹽,除了本家姓氏要參選的侯選人以外(因為本家人必然是選本家的,因為是自己人)。由此觀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選舉權——選舉村主任——此一基本權利被人民明示或默示地放棄了。

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鄉村公民的“選舉權”,從理論而言,只有當投票者的判決是明智的、真實的、完整的、基于充分信息的,那鄉村政治自由才是真實而有意義的。如米克爾約翰所言,“這種政治自由意味著自治”,而從我國憲法所賦予的鄉村公民選舉權而言,其是保障鄉村公民自治的政治手段,即是“人們是統治者,他們不是被別人而是被自己統治”。 換言之,在中國選舉村主任即乃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表現形式和手段,但是在這場本該是鄉村政治盛事的情事上,卻被“物質利益”扭曲、被“家族勢力”干預,成為少數人的“角逐場”;本該是村民利益與訴求的“大講壇、辯論場”,卻成為少數人的“政治話語場”或“一家一族”的政治場;本該是民主的天下,卻成為壟斷的溫床;本該是為己為公的全民之事,卻成為百姓私欲的吞吐,無知中渾渾噩噩地放棄了自己的基本權利、憲法權利,而這些在他們看似不在意的東西,其實是鄉村自治制度的“根本與基石”?梢,鄉村自治、鄉村政治之現狀實令人擔憂,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恰是鄉村公民的多數者,即“自己人”。

第二,外在要素。主要表現為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系。根據《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關對居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居民委員會協助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機關開展工作。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從立法內容觀之,“指導”的意思通常指“指點、引導”,絕非領導;同時從立法初衷而言,村委會與基層領導的關系傾向于引導、支持和幫助,而并非干預、干涉村民自治,尤其是關涉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項。換言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與《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憲法之下位法,無論是立法內容還是立法初衷均應遵循憲法之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但在現實中,兩者的真實關系乃是相比于后兩項的“支持、幫助”,“指導”的韻味似乎更濃。如何鈞力學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在農村,高音喇叭‘從無到有’的搭建過程實質上是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一部分,正因為通過喇叭的播報,國家政令才得以跨越整個中國,及時地傳達給村民,F今,喇叭的政治功能不斷弱化,從早期的‘國家象征’變為如今的‘廣告載體’,而國家權力從農村集體高音喇叭身上的隱退并非其弱化的表現。毋寧說,這說明國家在從‘臺前’走到‘幕后’,但當人們因事與國家‘打交道’的時候,還是依舊能夠感受到國家權力的‘強存在’。換言之,國家權力從未于鄉村中抽離!

而原先凝聚村民集體意識甚至集體意志的以禮義為旨歸、以禮俗為基礎的村規民約、家族法規、行規會規等習慣法子系統,即充滿“禮性”色彩的“不成文法”,也在國家權力及法治國家的日益盛行下發生了變化。即“法”的主導作用在不斷突出,“禮”的地位漸趨于從屬,即“法”主而“德”輔,但“禮”的輔助作用也在當前利益驅動機制的影響下所能發揮的作用亦漸趨弱化。而相比于高音喇叭的存在,此種禮俗不再的方式,更能體現國家權力的強滲透。換言之,國家權力藉由各種方式早已融入至鄉村生活,融入群眾身邊?梢,“指導”雖無“領導”之意,但卻有“領導”之實,國家權力藉由各種方式早已融入至鄉村生活,融進百姓心中?傊,鄉村自治在中國農村的實現依然任重道遠。

(三)憲法精神于鄉村民主建設中欠發達

憲法之精神即憲法的終極價值追求乃“保障人權,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尊嚴地、有幸福感地生活著,真正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對此,我國憲法開篇即表明了此宗旨。如憲法第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钡2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睂τ趹椃ň竦穆鋵,雖體現在我國根本法中,但亦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歷史的必然。即通過民主之替身、代名詞——“選舉制度”的建立健全予以普及民主、彰顯民意。如憲法第2條第2款、第3款之規定,“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痹偃鐟椃ǖ3條之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且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國家機構奉行民主集中制原則!

眾所周知,代議制、議行合一原則在我國有毋庸置疑的優越性。但我們亦知,此制度的漏洞缺陷是存在的,譬如民主的基礎性問題,如基層民眾于選舉中的真實參與率、參與度以及選舉結果對民主的真實反應率問題;再如民主的普及性問題,如直選過程中是否能夠輻射至基層多數民眾乃至全體民眾,等等。此從上文筆者的親身經歷觀之,透過農村選舉村主任之問題便可窺探一二。換言之,憲法精神的落實、憲法初衷的表達在鄉村的落實情況實不盡人意。對此原因,在筆者看來,鄉村公民權利意識淡漠的背后有著深沉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誘因。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現代性因素向農村社會的全方位滲透,現代化的個人主義觀念進村,在諸多需要發展的因素中,改善農民的物質生活、提高農民的經濟水平成為農村社會、農村農民的主要矛盾,且至今依然是農村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在主要矛盾、主要任務之下,公民對于憲法精神的認知、對政治權利的關注、對集體意識的維護、對愛國主義精神的尊重和踐行在潛移默化中折扣盡顯。且農民在“致富”之路上大多是以個人或家庭為依靠,以村集體為后盾、以制度為保障的有,但絕不是多數。誠如王會學者所言,“在現代觀念的沖擊下,相對封閉的鄉村社會共同體開始瓦解,傳統文化和地方信仰被嚴重擠壓而難有生存空間,農民、農村在社會和文化上越來越被邊緣化……而這種邊緣化是農民終極價值世界的缺位,是生存意義的巨變,是傳統道德的巨變,是生活預期的巨變,是關于生命價值定義的巨變。

據此,鄉村民眾對政治權利的淡漠,甚至是事關切身利益的權利也常表現為不用甚至不知,而在權利認知欠佳的背后是鄉村民眾“責任”意識欠發達、“責任倫理”意識待重塑的重要表現,可謂一面鏡子的多個反射面。其實,農民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無可厚非,但卻繞離康莊捷徑選擇“繞道”。即若民眾將眼光放于“公民權利”層面,著眼于憲法所賦予的“政治權利”上——選舉制度,端正態度,審慎、鄭重地掌握并行使憲法所賦予給公民的權利,選舉出真正代表民意,為人民服務的村委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從根源上杜絕非民主、非民意代表的產生必會事半功倍。而由民選代表為民服務亦乃其職責所在,亦是法治要求、制度真意。

此外,改革開放至今,城鄉二元治理模式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然“顯現”。相比于城市精細化的管理模式,鄉村管理方式愈顯粗放,加之傳統鄉村社會所具備的士紳文化早已淡化、逝去。故,鄉村整體的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在原有體系被打破,新型制度未完全建立之前,鄉村居民只能在摸索中前進。所以,在筆者看來,鄉村公民權利意識與責任意識的薄弱雖有制度之因,但亦是公民個人對權利的認知、掌握和行使的不足,加之制度構建落實不到位,便形成了現下的非良性循環。致使現今大多鄉村,鄉村自治僅具有“管理”方面之特性,而欠缺自治文化方面之通性;僅具有“自治”化之形式色彩,而欠缺“村民自治”的實質內涵。

三、鄉村公民“責任倫理”之重塑與構建

在筆者看來,所謂鄉村公民責任倫理應該是一種鄉村精神、公民精神,乃或鄉村中經久生成的一種自然的“政治習慣”,其實質乃是國家利益與公民利益的一體化,乃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與日常生活的私人領域的合一性。即在他們心中,自己與鄉村乃一體、無分彼此,自己即是鄉村的群體,亦是鄉村之個體,兩者利益早已融為一體,此即公民責任的倫理品質或倫理擔當。故,鄉村公民責任倫理的型塑、建構的首要著力點在于“權利意識、權利觀念”的扎根、落地,在于公民對鄉村公共治理、公共管理的切身投入、真正參與、直接參與,在于將公共事務、公民事務視為己任己務。通過讓多數乃至所有村民自主、自愿、自行地行使一定的權利,使其于潛移默化中養成權利觀念,通過將政治生活的公共領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領域之間的聯合,來完成公民責任之倫理品質的再塑造,真正地激活憲法、法律所規定的“鄉村自治”之頂層制度設計。

透過鄉村政治的首要任務——人人直接參與的民主政治來培養公民德性從而實現正義。概括而言,使政治領導權與自由的生活方式結合在一起。擴展言之,通過塑造生活方式來提升公民德性的制度,通過成就“全職公民”來克服“兼職公民”的逃避,通過公共政治生活的參與來提升公民責任倫理而非只知保全個人生命財產的人性自私。此任務的主要目標,即公民德性的制度塑造終極目標在于,使此種倫理擔當成為一種“自然”、一股意識、一種精神,一種從公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形成的“政治風尚”。正如雅典領導人伯利克里所言,“從我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產生的,而不是國家法律強迫的。即公民對國家的責任不是國家的法律強加的,而是公民在成就自己的倫理行動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畢竟在一個開放社會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隨形,一個好的社會、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應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讓大家冷漠地躲得遠遠的。而在國家治理中,基層自治民主的實現可謂一國民主自由的堅實根基、硬核力量。

試想如果每一位鄉村公民即是鄉村公共管理的參與者、鄉村事務的一分子,那在發表言論、甚至面對死亡之時,他們的言論與行動必會一致。換言之,他們把言論當作需要承擔責任的政治行動來看,而不是當作不承擔任何政治責任的“表達自由”,如在此次疫情中。因此,他們的言論必然是審慎的、深思熟慮的,是“為政治行動而言論”,而不是“為言論自由而言論”。因為一旦“言論”不當,影響的即是他自己。換言之,任何社會都有各式各樣的利益和人,而且人是理性的,每個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的判斷者和維護者。當然,我們仍堅持,在鄉村集體行動領域,在公共討論領域,表達自由,即公言論自由不應受到消減。綜上,對于如何實現鄉村“公民參政”、“公民治理”,筆者從內外圍制度完善予以構思:

(一)鄉村公民責任倫理之“外圍”制度完善

筆者認為,鄉村“公民責任倫理”的建構需要國家層面的制度保障,即通過國家層面的制度保障為鄉村公民憲政制度的落實、權利的行使提供最大程度的外圍空間保障。如上文所言,在中國,代表人民行使權利的機關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代議制、議行合一原則是中國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制度的優越性毋庸置疑。接下來乃是進一步優化制度內涵、促成制度落成。如擴大并深化人大制度的民意基礎、立法權限、職責內容,及優化制度的評價標準及可行性問題。具體而言:

第一,立法機關立法權限層面。2018年3月我國憲法于第五次修改中針對該問題作出了回應。相比于修憲前,此次修憲第100條擴大了我國人大立法權限。該條在原先省級人大的立法權限之下,于第2款中增設“設區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和它們的常務委員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制定地方性法規……!钡诙,進一步擴大直選的范疇,包括由人大代表選舉產生基層政權領導。目前,根據《選舉法》規定,“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痹诖嘶A上,可嘗試將直選范圍擴至“市一級,乃至省一級”,為鄉村民主的實現奠定制度上的“標桿”。此外,在實踐中,鄉鎮長直選改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亦有所突破。如1988年至2004年,四川、山西、廣東、河南等省的部分鄉鎮,分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鄉鎮一級政府或黨委、人大的領導人產生方式改革——遂寧市市中區步云鄉的鄉長直選改革模式、眉山市青神縣南城鄉的鄉長直選模式、南部縣對副鄉長進行“公推公選”的改革模式、綿陽市的鄉鎮人大代表“直接提名和選舉”鄉鎮長的改革模式等。第三,在人大組織體制層面,增加人大常委會的人員編制,實現人大常委會的專職化。同時,提升各級人大代表自身素質,包括專業素質與德性修養。第四,激活代議制背后真正的民主因素,激活人民權利行使的意愿及動力。對此,筆者認為仍要依據政府、社會、市場的協調與合作予以實現。具體而言:(1)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人大代表選舉機制,優化選舉機制,激勵人民的參與感、參與度,如引入侯選人的電視辯論環節,組織候選人深入群眾中,向選民或代表進行介紹、宣傳,同時接受選民或代表的“問詢”等。通過此方式提升選民的參與的積極性、提高選民投票率。2003年深圳競選風云中出現的“獨立侯選人”、“自薦競選者”、“侯選人宣傳”等現象乃此機制引入的成果表現;(2)深化選舉機制。通過引入社會第三方中立力量,如由專家學者及人民代表組成的評估團隊全程“跟蹤”選舉,對選舉環節的優劣進行專業化及民主化評估,評估標準即以“人民的參與率、投入度、了解率、投票率為基準”,即民意為最終評價標準。惟有以民意為基礎選舉產生的人大代表,才能夠真正制定出代表民意,至少是代表多數人的利益的法律。

尤記得在美國建國之初的英裔美國人們,當時不管一項法律怎么讓人惱火,美國人民都會很容易服從它、尊重它,這不僅是因為這項立法是大多數的決定,更重要的是,這項立法也是他們本人的決定、他們自己制定的。故,他們視法律為契約,而自己即是契約的參與者?梢,鼓勵人民去創造幸福的國家,往往要比滿足于自己命運的國家更富有和繁榮。而觀之中國制定的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可以說即是民主的真正體現:32人的憲法起草委員會慎重起草,20多次的易稿修改,草案公布后的全民討論3月余,征得意見118萬條,根據意見再討論再修改……最終全票通過。可以說,此次制憲是真正的全國討論、全民參與,是全民意志與全民精神的大集成。所以,民主精神、自由理念、法治意識及匹配制度在中國本土自有其土壤。

也許,當人民涉足公共事務時,可能在最初往往不如人意,甚至會把事情弄得很糟糕,甚至與初衷相違。但是,如果不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不培養人民的權利思維、不讓人民擺脫陳舊的觀念,他們就無法參與公共事務、無法真正地當家作主。誠如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所言,“民主、廣泛的公民參政,也許不能給予人民以精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干的政府往往不能給予的東西:使整個社會充滿長久的積極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滿離開它就不能存在的,不論環境如何不利都能創造出奇跡來的精力。這才是廣泛民主的真正好處”。

(二)鄉村公民責任倫理之“內部制度”構建

1、鄉村公民責任倫理之制度建構

(1)鄉村公民自治的“理論”支持

依托地方自治基本理論之一“固有權”理論言之,自治的權利是天賦的,是人民所固有的,先于國家而存在。原始社會由個人結合的自由公社便具有自治權。國家出現以后,這種固有的自治權依然存在,國家不但不能干涉,而且應予保護。該理論又稱為“保護主義”或“人民自治”。在筆者看來,這種體現民本思想的地方自治理論從區域范圍而言具有延伸性,即鄉村自治屬于地方自治的應然范疇。

而從地方自治的另一基本理論“人民主權說”觀之,立基人民主權之基礎,該理論堅持所有政治制度的設計是為了促進人的權利的實現,即人在社會政治結構中始終應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民主”亦是為了促進人權實現的手段。換言之,一切政治制度最初、最終的著眼點都應落在單個的“人”,而非集體的、組織的人之上。因此,在設置任何政治制度之時,保障人權的價值和觀念乃是首位。在“人民主權說”之下,鄉村公民自治自然具備人權保障的內涵,而鄉村自治的實現方式、手段的創新(選舉團模式)自然屬于鄉村政治制度范疇內,屬于鄉村公民為了實現“人”之權利,而進行的制度設計。

在實現手段方式上,顧準先生曾在20世紀70年代就曾指出,“人民直接統治”的民主不可能實現,因為歷史上的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之中。但筆者認為,無論是現今中國的“代議制式混合式”民主樣態,還是憲法第2條所規定的人大制度,都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手段,而手段最終受制于目的。故,憲法并不排除其他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手段。同時,憲法作為制度根本依托,自應與時俱進,服務于目的,即憲法應以公共利益背后所代表的“民情”為系,擴大“直接民主的范圍”。進言之,憲法所規定和彰顯的基本精神和原則不僅應由法律所規定,更應被民情所承認,成為人民心中的自然之法,法中之法,如此之法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且持久地傳播,達至立法初衷。誠如托克維爾所言,“若法律不以民情為基礎,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不穩定狀態。一個民族唯一堅強耐久的力量正是民情”。故,一個民主政府,其存在的立基點應在于使每一個公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禍害。為達至這一目標,實現憲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所突出與強調人民主權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于鄉村制度建設中之落實,必須保障人民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尤其是選舉權的行使必須是自由的,任何政治代理人或政治機構既不得施加壓力,告訴公民如何投票或要求公民匯報是如何投票,也不得采取強制措施調查公民的政治信念和政治關系。換言之,人民享有“主權”性質的權力,當然包括“鄉村公民”。

從事實言之,托克維爾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到,“在美國建國之初,英裔美國人堅守人民主權原則,該原則主宰著整個美國社會,且早在革命之前美國人就已經實行人民主權原則。彼時的人民,通過推選立法人員的辦法參與立法工作,通過挑選行政人員的辦法參與執法工作?梢哉f是人民自己在治理自己,這樣留給政府的那部分權力不僅微乎其微,而且還薄弱的很,更不要說政府還要受人民的監督,服從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權威。簡言之,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人民便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結果。實然,除卻英裔美國人外,古時的雅典人幾乎亦采取了同樣的方式治國理政,即“民主自治”。

綜上推斷,鄉村公民自治的實質可歸于地方自治的范疇,即乃地方自治的延伸或“外圍”表現形式之一,其核心是人民直接行使權利。從根源而言,此乃由憲法確認并賦權,全國人大所制定的基本法(《村民組織法》、《居委會組織法》等)認可的,體現了對民主憲政精神的表達、對鄉村自治的合憲性、合法性支撐。當然,上述無論是“固有權理論”、“人民主權說”,還是針對已有立法的的學理性解釋,在方法論上均采用的是一種相對寬松的、合目的論的解釋方法,從理論至立法確認的一種終極目的解釋。誠如張千帆教授所言,所有的理論、立法,尤其是憲法,其有如正在生長的樹,有一個成長的歷程。換言之,任何解釋方法在初衷保持的情況下都不應拘泥于狹隘的、技術性的考慮,而應當有一定的靈活性,以適應轉變中的社會環境。

(2)鄉村公民自治之“制度”構建

立基于“人”之目的,基層自治的模式和方式在遵循憲政精神、原則不變的情形下進行創新,嘗試一種新的“激活模式”或“管理制度”,即基層群眾自治下的“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相融合的“選舉團模式”。所謂直接民主,指鄉村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并決定公共事務,此乃鄉村公民追求真正自由、真正自治之前提。作為鄉村社會的每一成員的利益之間是有差異的,他們的意愿應當被尊重,聲音應當被聽取,觀點應當被認可。間接民主,指鄉村公民通過選舉團的產生來施行公民的集體決策,管理公共事務。執行者選舉團代表的公共利益是對每一位村民利益的反映。就兩者關系而言,真正的決策者乃鄉村公民或村民大會,而選舉團乃為決策者之行使者、施行者。換言之,后者源于前者,因前者而生,并服務于鄉村全體公民。而選舉團模式的實現方式即通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行使,畢竟民主的標志是選舉,如果沒有選舉作為民主實現的手段,那么民主僅僅只是一種理念或口號而已,無實質意義。且通過民主選舉的壓力機制能夠成為選舉產生的人員做出服務于公共利益目標的利益動機。

具體而言:一則,根據憲法和選舉法規定通過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鄉鎮人大,而后由人大選舉誕生基層政權領導;二則,由村民選舉產生代表鄉村公意的“選舉團”。即由村民大會選舉產生的人員組成選舉團,選舉團成員包括人大代表,但不僅局限于此——選舉團成員中可能有選舉鄉鎮主要行政官員的人大代表(下文詳言),更有代表鄉村全體公民,即公共民意的代表者。換言之,鄉村公民“主人翁”之地位乃此制度之根基。故,無論選舉團如何依公意行為,多數鄉村公民(如村民大會成員)必須了解并理解公共事務中存在的問題;同時必須對其代理人“選舉團”就這些問題作出的決定進行判斷,并設計出一些方法,以確保這些決定是明智和有效的。就選舉團制度設計需考量如下因子:

第一,選舉團誕生遵循原則。筆者認為,選舉團成員所遵循的原則可以參照我國“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方式和原則。如選舉權的普遍性原則、選舉權的平等性原則、以直接選舉為主原則、選舉自由原則等。通過選舉原則的轉換遵守達到選舉選舉團之目的,但最終目的乃在于通過選舉將鄉村公民的個人偏好轉化為鄉村社會決策的機制或程序的選擇,以顯示鄉村公民對廣義公共物品的數量和質量的偏好。

第二,選舉團成員的產生過程。成員由鄉鎮下屬各村莊通過選舉產生,根據村莊數量決定選舉團成員的數量。當然,選舉出來的每一成員必須要由村民大會投票決定(根據《村民組織法》規定,村民會議應當有本村十八周歲以上村民的過半數,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戶的代表參加,村民會議所作決定應當經到會人員的過半數通過)。詳言之,首先,進行初選,確定侯選人。在村委會的組織下,召開村民大會,由參會村民根據自主自愿原則直接選舉侯選人,隨后根據票數高低保留5-10名左右侯選人;其次,確定正式代表。由初選確定的5-10名侯選人進行角逐,候選人除日常自己深入村民之間外,還可由村委會提供必要平臺、場所,現場與村民展開面對面的交流、問詢,同時結合微信、微博、QQ等網絡平臺進行“執政”理念、對策建議等宣傳。所有措施力圖在保障人民知曉、了解侯選人的前提下,由全體選民進行投票,確定3-5人的最終代表。各村莊依此方式確定代表,最終組成選舉團。

第三,選舉團成員任期及監督。選舉團成員非永久成員,建議以一年為期定期換屆,時間可定于春節前后,且人民有隨時監督、免職權。如村民會議可經常問詢、審議選舉團的工作進展等,以使選舉團成員完全“受制于”人民。畢竟,要使公民的權利成為權力行使的界限,就必須給公民權利提供直接且有效的保障。而最直接的且最有效的保障莫過于鄉村公民自己主動出擊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即積極性權利——以村民大會作為對選舉團成員的首要控制力,真正的指導力量乃鄉村公民,其可以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和平地撤換選舉團成員。簡言之,是鄉村公民通過村民會議的民主程序直接地影響鄉村的公共決策。

第四,選舉團的職責。選舉團的職責立基于制度設計初衷,即權力來源于全體公民,并依據村民會議的決策予以執行,按村民會議通過的既定規則,如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來管理公共事務,為人民“直接”服務,終極標準乃在于致力引導人民學會運用自由,安享自由并讓自由為民眾服務的程度、效果。當然,讓自由服務于人民,標準應以“公共事務”為準。同時,選舉團針對公共事務可提出建議、提案等,即致力于村民個人做不到或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關涉公共事務的事情,畢竟選舉團的存在應致力于為鄉村公民的最大利益而努力,而不是沒有意識的機器。因為一旦公共服務不再成為公民的重要事情,并且公民寧愿掏自己的口袋而不愿本人親自來服務的時候,鄉村自治已然瀕臨實亡。

第五,選舉團激勵機制。一為選舉團薪資保障機制。選舉團成員的薪酬由村民大會從村集體經濟所得的收益中支付,薪酬組成除包括基本工資、基本福利保障外,還應以選舉團成員完成的村民“公共訴求、要求”為主要給付標準。此外,薪酬工資不低于,甚至可高于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工資,畢竟薪酬關系到選舉團成員工作的積極性和榮譽感。具體判斷標準為:1、決策的公民參與。在公共決定被選舉團實施之前,所有的成員應當擁有同等的、有效的機會,以使其他成員知道他對于決定的看法;2、過程的公開透明。根據事情進展及時、透明地向村民公開,并接受問詢;3、結果的合民意性。通過合法合規的嚴格化程序化運作,最大可能以低成本、高效率、高收益的方式實現民意。二為選舉團激勵機制。于選舉團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對于表現優異者給予獎勵,如表現優秀的選舉團成員可作為人大代表侯選人進行培養。

第六,選舉團與基層鄉鎮人大的關系。選舉團與基層政權產生主體即人大代表具有為同一主體的概率。換言之,選舉團成員自應以鄉村公意選舉產生,而人大代表的產生自應遵循此意,故人大代表必然屬于選舉團成員之列,而作為人大代表的選舉團成員乃是鄉鎮主要行政官員,如鄉長、副鄉長,鎮長、副鎮長的直選主體?梢哉f,選舉團成員既是選舉鄉鎮主要官員的重要、必然主體,也是代表鄉村公意的執行主體。兩者人員上具有同一性——選舉人員;行為上具有共通性——選舉行為;目的上具有合一性——透過直選彰顯人民主權原則。也是聯結基層政府與鄉村公民之間的溝通媒介和潤滑劑。

第七,選舉團與基層自治組織的關系。選舉團與村委會的關系,筆者認為,鄉村的村委會成員可以從“初選侯選人”中確定。換言之,依據憲法精神,在選舉團成員的選舉過程中,除確定最終代表外,剩余人數進行村委成員的角逐,原有村委成員可自由參選。

綜上,從理論而言,選舉權和罷免權之權利屬性而言,均是積極或消極地針對人行使的權利,即“治人權”,簡稱“權”;而從賦予“選舉團”的職能言之,則可稱為“治法權”,簡稱“能”。就兩者關系而言,“權”是管理選舉團的力量,“能”是選舉團自身的力量。鄉村公民只有享有了“權”,才不擔心“能”的力量過大,才能稱得上真正的鄉村自治。同時,確認了鄉村公民的治人權,并匹配于憲法法律法規之下的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及村民會議的決定之“治法權”的享有,可大大激發鄉村公民的愛國心和責任心,有利于培養公民個性,是對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的有效方式。如托克維爾所言,“它們能夠基于理智熱愛自己的鄉村,為家鄉增添活力與創造力,無形中塑造出諸多真正的公民,使大多數公民,包括自己得到更大的幸福!這正是理想的鄉村自治。亦如密爾言之,“理想上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權或作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權力屬于社會整個集體的那種政府;每個公民不僅對該最終的主權的行使有發言權,而且,至少是有時,被要求實際上參加政府,親自擔任某種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職務!

鄉村自治非國家治理,鄉村亦非政府,但政治觀念、管理模式等概莫如是?梢,這一制度的實現需要依靠民情、依靠自由充斥人心的輿情,所以改變現有公民的“私利”品質,增強“為公”精神,使鄉村公民之觀念乃至全國人民的思想和習慣都能接受“鄉村自由”乃制度的思想憑障。在筆者看來,基層民眾的自由駐心、自由享有才是一個自由政府、民主國家的標志。當然,制度的順利實施亦可反作用于民情輿情,正確引領民情、彰顯和弘揚民情,兩者緊密相聯。

此外,如美國、雅典的“民主自治”有其特定的民情輿情、時空背景與縱橫效力,相比而言,他們的制度舉措對我國確有值得借鑒意義,但絕不可能照搬直用。但有一點,如文章所言,無論放在何種國體、政體之下,皆可通用——人民乃國家的核心力量,是法治、憲政所維護的主體,而人民利益的實現,是政府、社會、市場三大因素合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且“人民”融于其中,融于整個國家的建設中。換言之,人民的利益既是引導亦是初衷,既是主體力量亦應于無形中發揮作用,人民于一國發展,一國憲政建設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國家級別”的事件中。雖然人民直接參與下的選舉團模式并不能給予鄉村以最精明能干的代議機關,但能夠提供最精明能干的代議機關所往往不能創造出來的東西——使整個鄉村社會洋溢持久的積極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滿離開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論環境如何不利都能創造出奇跡的精力。因此,在筆者看來,鄉村建設、鄉村公民權利意識的崛起、責任倫理的建構更需要“人人參與”。

2、鄉村公民責任倫理制度建構之“古之依據”

一則,西方“痕跡”:美國淵源

在美國建國之初,甚至遠未建國之前,有一個稱為“新英格蘭”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實行的是“鄉鎮自由”,大部分行政權掌握在“行政委員”手中,行政委員一年一選,最小的鄉鎮由3人組成,最大的鄉鎮由9人組成。該行政委員即是人民意志的執行者。他們處理公務自行負責,只是在工作中按本鄉鎮居民早先通過的原則辦事。他們若想更改任何既定的事項,或準備辦理新的事務,則必須請求給予他們權力的人。如若計劃創建一所學校,此時行政委員們就需選定日期,在預告指定的場所如今全體選民會議,在會議上,委員們提出要求,向大家解釋滿足此種要求的方法,需要資金、建設地點,等等。大會討論后,定出一個原則,選定地點,表決籌措資金的方法,最后要求行政委員執行大會的決議。同時,對于鄉鎮居民大會的召開,行政委員和居民均有權提出。可以說,新英格蘭的居民他們關注自己的鄉鎮,原因是他們參與鄉鎮的管理;他們熱愛自己的鄉鎮,原因是他們必須珍惜自己的命運。他們在鄉鎮上投放了自己的抱負和未來,還讓鄉鎮發生的每一件事情與自己緊密相連。他們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圍里,嘗試著去管理社會,讓自己習慣于自由賴以實現的組織形式,若沒有這種組織形式,自由就只能依靠革命來完成。他們體會到這種組織形式的益處,產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明白了權力和諧的好,最終對他們的義務的屬性和權利范圍形成了明確的和合乎實際的概念。上述所言的“行政委員”類似于我們所言的“選舉團”。

二則,中國“印象”:古今源流

實然,在筆者看來,此種模式的真正創制者非美國,亦非英裔美國人,而是“中國”。中國對此制精神的貫通運用可謂有著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歷史傳承。傳統中國政治結構模式,費孝通曾用“雙軌政治”來形容。概括言之,傳統中國政治結構沿兩軌運行,一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政治,一為自下而上的鄉紳政治模式,又稱地方自治軌道。前者主要執行政治命令,但令不下鄉,即僅到縣一級為止;后者則以士紳或鄉紳為代表,以其為中介反映民意。由此觀之,在傳統中國社會,縣乃兩種政治治理模式的分水嶺,縣級以下則主要依賴士紳階層及鄉村習慣慣例等地方性規范予以自治。所謂的“皇權不下縣”即乃此意。而在筆者思之鄉村公民責任倫理制度的建構中,雖有沿襲古制模式的傾向,但更多的是結合中國當下現實的“與時俱進”,主要表現在制度背后之精神、價值的本質區別,且在具體制度建構、權利(力)認知、權利(力)行使等方面亦與古代中國有著本質區別,如 “中央權力下縣不下鎮”。

實然,除中國自古以來的制度“繼承”,當下中國針對“鄉村自治”、“鄉村治理”的改革亦在不斷進行中,而此亦是我們進行此制建構的重要支撐之一。如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然指出要大力“發揚基層民主”,并就此提出了諸多建設性舉措:健全基層選舉、議事、公開、述職、問責等機制。開展形式多樣的基層民主協商,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監督機制,促進群眾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同時,在《決定》中首次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即相比于“社會管理”自上而下的執政理念和管理模式,上下合治、多元治理主體并存的“社會治理”之內涵和外延無疑更為豐富多樣,民主化、服務化色彩更添濃郁。

同時,從中國當前的民主發展狀況而言,文化落后、經濟不發達、公民素質低下雖是鄉村公民直接行使權利的“障礙”,但正如蔡定劍先生所言,“沒有一種文化是實現民主的絕對障礙,……中國農民,他們遠不是人們認為的那些不懂民主,缺乏行使民主權利能力、愚昧的一群,而是有很強的民主要求和民主能力,對選舉相當積極的一群!因為在民主選舉這樣一個表達自身利益的機制中,沒有人會對自身利益置若罔聞,關鍵乃在于“要有合理的程序保障和制度建構”,使鄉村公民能夠通過民主選舉真正地表達和爭取自己的利益。

四、鄉村公民責任倫理機制“匹配制度”建設——禮德文化建設

除制度建設外,筆者認為還應當加強鄉村社會“禮德文化”之建設,即精神文明建設,以期實現農村“德法合治”之局面。換言之,透過德性文化的弘揚,增加鄉村公民的集體歸屬感及愛國主義精神,樹立起“國者也,積民而成”之國風,即“民者,國也;民者,家也”的 “尚民國風”。具體而言:

(一)加強公民“理智愛國心”的培養

理智愛國心的優勢,在于其既能避免感性或本能愛國心的缺陷,又能將其優點發揚光大。同時,理智愛國心在一定程度亦是公民責任倫理建設的重要心理依憑。故,應當加強公民理智愛國心的養成機制建設,在中國鄉村,尤為重要與迫切。理智愛國心的實質內涵與要求在于強調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的統一、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合一,是人人關心自己所生活之鄉村乃至國家、民族的最有效手段。畢竟,在當今時代,公民精神與其政治權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且鄉村治理乃至國家治理的實現需要將權利觀念與早已深于人心的私人利益結合起來。故,首先應讓每一個人了解、熟知自己手中的政治權利、法定權利,并知悉公民權利的重要性;其次,在此基礎上,增強權利行使的動力、頻率及效力,使鄉村公民能夠自主、自動地參與到鄉村公共生活的管理中。譬如,在美國建國之初,人民都知道,社會的普遍繁榮對他們本身的幸福有著很大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美國人民習慣于把社會的繁榮看做自己的勞動成果。所以,在他們看來,公共財富也有他們自己的一份,他們也愿意為國家的富強而努力,他們這樣做不僅僅出于一種責任感和自豪感,還有自身的利益。

(二)司法引領“禮德”弘揚

發揮司法的引領作用,即加強司法對傳統優秀文化精神的宣傳與弘揚,以德弘法、以法樹德,使德性之光借由司法之徑傳入鄉村,激活并強化民眾心中已存的善良和偉大。2018年最高法所頒布的指導性案例中即有幾例經典判決——“朱振彪追趕肇事逃逸者致其死亡案”、“電梯內醫生勸阻吸煙案”等。對于此類案件,案件所涉及法益都是憲法所保護、禮德所堅守的宏大且不容侵犯的“核心法益”,甚至堪稱“中華法益”,如“朱振彪追趕肇事逃逸者致其死亡案”中“見義勇為VS生命權”;“電梯內醫生勸阻吸煙案”中“公共秩序的維護VS生命權”……上述每一單個的法益幾乎都是不容侵犯的,但在更高的法益面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秀傳統文化、禮德傳承之大義面前,一切均要讓位。誠如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18年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作最高法工作報告時指出,朱某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讓維護法律和公共利益的行為受到鼓勵,讓“見義勇為”者敢為以公正裁判樹立行為規則,引領社會風尚,大力弘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見義勇為、維護公共秩序、尊老愛幼等均是傳承千年的中華優秀美德,同時亦是憲法所追求的核心價值,故對其弘揚與宣傳既是對德性的傳遞、對美德的弘揚,更是憲治中國、法治中國建設的基石性存在。

司法的引領作用應突出并強調“違禮悖德”即違法,違法即應接受法律制裁。簡約而言,“法律和道德應相向而行”,擴展開來,即禮之所許必為法所不禁,法之所禁必為禮所不容。而禮者之功乃禁于將然之前,法者之能則禁于已然之后。繼言之,誠乃古代儒家所主張“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亦同理——“凡是道德上受到譴責的行為,毀棄、破壞道德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追究,乃至強制懲處、制裁;反之,弘揚道德的孝行善舉,則應受到法律的絕對保護,直至旌表獎賞!此之精義乃為古法所崇尚,亦是今法所應遵循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曾多次談到,即“法律應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應是內心的法律,……因此,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去,以法治承載道德觀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撐。而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要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要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要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換言之,法律有效實施有賴于道德支持,道德踐行也離不開法律約束!

(三)加大優秀傳統文化的“上山下鄉”

歷史昭示,道德紐帶的松弛常是社會崩潰的先兆。因此,社會可以正當地采取措施維護其道德法典。換言之,無論是政府組織還是公民個人均是弘揚道德、傳承優秀文化的重要主體。

19年夏天暑假,筆者恰回老家,遇有兩次村莊組織的“文化娛樂活動”,一場是集體放電影、一場是宣揚漢文化活動。待親身經歷,村莊里鄉民對于娛樂活動的熱情印象頗深,尤其是后一場,正值農閑,村里男女老幼幾乎盡皆出動。雖有閑談、玩鬧的,但在“氣勢上”文化傳播都占有不可比擬優勢。雖然,內容、節奏不是盡皆完美,表現形式略顯粗糙,但是“文化氛圍”的烘托,以及由此撥動人心的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等尤令人難忘。故,傳統文化下鄉的裨益毋庸置疑,接下來要做的是“拾遺補缺”。對此,筆者有如下建議:一則,數量上,加強文化下鄉的“次數、頻率”;二則,質量上,提升下鄉文化的“質量”,即文化內容應立基于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教育、法治精神的弘揚、權利觀念認知的提升等;三則,形式上,拓寬下鄉文化表演形式的多樣化和健康化;四則,發展上,引導并鼓勵村民、鄉民的自主文化娛樂活動,并進行政策扶持。尤其是在節假日,可開展相應文化娛樂活動,提升村集體的整體文化認同感,集體歸屬感和榮譽感。期間村委會應為其安排場地,并發動群眾志愿者為其提供必要服務;五則,制度上,實現規范化管理。筆者建議由文化部制定相關規章,各省、市、縣、鄉鎮政府根據文化部所頒布規章之精神制定相應實施細則,以期實現運作機制的規范化、制度化管理,即經由法律政策及制度保障文化傳播的落實。

結語

上述制度構建,有人會質疑,鄉村公民的“直接”參與模式是否會造成“多數暴政”,尤其在制度完善后的系列舉措,可能有人對此頗有顧慮。以建國之初的美國為例,在美國建國之初,實握民主精髓,即多數對政府占據絕對統治,如多數不但擁有強大的管理國家的實權,而且擁有幾乎同樣強大的影響輿論的實力。多數一旦提出一項動議,幾乎不會遇到任何障礙。同時,建國初的美國人民知道,社會的普遍繁榮對他們本身的幸福有著很大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人民習慣于把社會的繁榮看做是自己的勞動成果,所以在他們看來,公共財富也有自己的一份,他們也愿意為國家的富強而努力。他們這樣做不僅僅出于一種責任感和自豪感,還有緣于與己相關利益。

無疑,多數的無限權威會增加民主固有的立法與行政的不穩定,甚至是多數的暴政,但在當今中國,欠缺的實是多數對國家公共事務、公共管理的參與,“多數”的參與感、參與率過低。故,今天我們要擔心的不是多數可能帶來的危險,而是多數的盡可能地合理投入。況且,既然知道危險的存在及危險可能引發的危機,勢必會有所防范,而美國是未曾采取這種預防措施。這就是經驗所帶來的好處,也是借鑒的優勢。正如托克維爾所言,“我最挑剔美國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缺點,并在不于它軟弱無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擁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為美國擔心的事情,并不在于它推行極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對暴政的措施太少,即防暴措施缺乏!畢竟,公道的法律必然是多數意志的體現和代表,也是“社會管理”走向“社會治理”的重要表現,同時亦是公民自治、公民責任意識、權利觀念于社會中的反應、于法治中的彰顯、于國家內涵的提升。

注釋:
【英】 雷蒙德·瓦克斯:《讀懂法理學》,楊天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99頁。
劉茂林:《中國憲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頁。
https://wxn.qq.com/cmsid/WXN2020013100656600。
https://mp.weixin.qq.com/s/Z0JuxOIuSm9Ii6OPCpUrtA。
https://new.qq.com/omn/20200418/20200418A03YZR00.html。
安徽:疫情呈現“一快三高”特點 農村病例占比80%_新聞頻道_中國青年網
http://news.youth.cn/sz/202001/t20200126_12178272.htm。
此次調研以18-60歲為對象,參加調研人數在100人左右,調研范圍以筆者所在村莊為基點向四周村莊輻射,但因在疫情期間,故調研以網絡平臺為主要工具,如通過微信、QQ等發送電子問卷,或通過直接進行電話訪問等方式予以完成。
余秋雨:《君子之道》,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0頁。
需注意,上述所言并非指向全部國人,因為我堅信仍有許多中國民眾是“好人”,堅持與人為善,乃至成人之美,信仰“德不孤,必有鄰”、“重積德則無不克”。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4頁。
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頁。
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
何鈞力:《高音喇叭:權力的隱喻與嬗變——以華北米村為例》,載《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4期。
參見俞榮根:《超越儒法之爭——禮法傳統中的現代法治價值》,載《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
楊麗娟:《中國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原因”探究》,載《嶺南學刊》2020年第2期。
以筆者身邊事例,筆者生于河北沙河市的一個村莊,現今村里外出打工人幾乎占了全村的1/3,這些人大多在江蘇、天津、北京、廣州、武漢等地打工,分布不一,就調研來看,外出打工者幾乎都是自己或經人介紹獨自或一起外出。村里首富是最近“冒”出來的,在村里征地蓋了一排樓房在村莊進行買賣,隨后,首富在村里開起了石子廠等幾個大大小小的廠子,自此后,每次回村都要吃一回塵土。而村民每每說起來,我聽到最多的就是,人家又賺錢了,一天都不知道賺多少錢……。留在村里的大都以土地為生或者在附近打零工。他們一輩子生活在這個地方,卻很少有人置疑村委成員,且在很多人眼里,他們是“官”,是發號施令的,所以不管他們作為不作為,怎么作為如何作為,幾乎沒有人會置疑,至多也是說兩三句閑話,所以在我看來村民對其與其說是尊重不若說是敬畏。但是,村民們很少去自己身上找原因,殊不知,村委的產生是他們一手促成的,隨之而來的自是百姓自己要承擔的……。
王會:《人們為什么都不愛講閑話了?》,載《文化縱橫》2018年8月刊。
在我們這里,每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于他們自己事務的人,對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這是我們的特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是說他根本沒有事務。我們雅典人自己決定我們的政策,或者把決議提交適當的討論;因為我們認為言論和行動間是沒有矛盾的;最壞的是沒有適當地討論其后果,就冒失地開始行動。這一點又是我們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參見強世功:《事到如今,我們到底在恐慌什么?》,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強世功:《事到如今,我們到底在恐慌什么?》,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此處的直接民主,非代議制下的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而是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民主權利行使之重要方式,即鄉村公民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務,前者的延伸。
在我們這里,每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于他們自己事務的人,對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這是我們的特點: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是說他根本沒有事務。我們雅典人自己決定我們的政策,或者把決議提交適當的討論;因為我們認為言論和行動間是沒有矛盾的;最壞的是沒有適當地討論其后果,就冒失地開始行動。這一點又是我們和其他人民不同的地方。參見強世功:《事到如今,我們到底在恐慌什么?》,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參見強世功:《事到如今,我們到底在恐慌什么?》,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https://mp.weixin.qq.com/s/Omz1roSz2zYnonvnMW0thg。
參見強世功:《事到如今,我們到底在恐慌什么?》,載《文化縱橫》2019年12月,參見https://mp.weixin.qq.com/s/ggZasGFT-oIIalfknfZghQ。
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復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論》,毛壽龍譯,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3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頁。
蔡定劍主編:《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2-437頁。
劉茂林:《中國憲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頁。
參見易穎:《深圳競選風云》,載《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頁。
程竹汝:《五四憲法:為什么說它奠定了新中國憲法發展基石》,載澎湃新聞2019年9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476321
參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426頁。
顧準:《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68頁。
當今中國,基層政權實行一定程度的直接民主,而在中上層完全實行間接民主。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頁。
從兩者關系而言,憲法精神乃憲法制定和實施的思想理論基礎,而憲法基本原則乃憲法指導思想之核心價值和基本要求的具體化、規范化。觀之兩者內涵,無論是憲法精神還是憲法之基本原則,均突出與強調“人民民主專政”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權及民主集中原則與權力監督與制約之精神”參見《憲法學》編寫組編:《憲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82-100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頁。
筆者認為,此次非全國人大(中國)或司法機關(普通法系,如香港)針對憲法法律的權威解釋,而更多的是學理性解釋。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07頁。
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頁。
民主權利具體包括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立法的創制權和復決權、知情權及擔任國家公職權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故而,此權利有時被稱為民主的代名詞。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270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頁。
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計算——立憲民主的邏輯基礎》,陳金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原因在于,春節家團員,務工返鄉,上學歸家,回家過年,家中人員最齊,村莊人員最集中。
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頁。
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25頁。
根據選舉法第11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代表名額基數為四十名,每一千五百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但是,代表總名額不得超過一百六十名;人口不足二千的,代表總名額可以少于四十名。同時,第十四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或者本級選舉委員會根據本行政區域所轄的下一級各行政區域或者各選區的人口數,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鄉人口數相同的原則,以及保證各地區、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適當數量代表的要求進行分配。在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中,人口特少的鄉、民族鄉、鎮,至少應有代表一人。第24條規定,不設區的市、市轄區、縣、自治縣、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分配到選區,按選區進行選舉。選區可以按居住狀況劃分,也可以按生產單位、事業單位、工作單位劃分。選區的大小,按照每一選區選一名至三名代表劃分。由此可見,并非每一鄉村村莊都能產生人大代表,而有的村莊則可能產生不止一人。故根據制度設置,每一村莊人大代表的產生存在概率問題。
參見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0頁。
密爾:《代議制政府》,汪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3頁。
參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0頁。
當時的新英格蘭諸州位于赫德森河東面,包括今天的康涅狄格州、馬薩諸塞州、羅得島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緬因州。參見【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4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8頁。
何鈞力:《高音喇叭:權力的隱喻與嬗變——以華北米村為例》,載《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4期。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s://www.sohu.com/a/216562168_99914060。
1998年《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明》中首次出現了“社會管理”一詞。參見何鈞力:《高音喇叭:權力的隱喻與嬗變——以華北米村為例》,載《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4期。
蔡定劍主編:《中國選舉狀況的報告》,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214頁。
張千帆主編:《憲法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05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167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頁。
追趕肇事逃逸者見義勇為無責案_【快資訊】
https://www.360kuai.com/pc/918bcd7131fb09d99?cota=4&kuai_so=1&tj_url=so_rec&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三民書局中華民國六十六年(1977年)版,第54頁。
俞榮根:《超越儒法之爭——禮法傳統中的現代法治價值》,載《法治研究》2018年第5期。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
【英】 雷蒙德·瓦克斯:《讀懂法理學》,楊天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1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頁。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頁。
作者簡介:楊麗娟,江漢大學法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中國憲政網
發布時間:20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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