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國十大憲法事例發布暨研討會舉行
 

2020年1月4日下午,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法學樓601徐建國際報告廳,2019年度中國十大憲法事例發布暨研討會正式召開。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主辦,法律出版社、中國憲治網協辦。會議共計有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武漢大學法學院、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山東大學法學院、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等四十余位學者參與。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制日報》、《檢察日報》、《法制晚報》等多家媒體到會報導。

開幕環節,由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張翔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韓大元教授致開幕詞。韓大元教授首先提議與會學者為王珍行先生的逝世進行默哀。默哀結束后,韓大元教授表示,十大事例是我們十分珍惜的學術平臺,通過每年的事例評選我們普及了憲法知識 ,弘揚了憲法精神,推進了憲法理論的發展,使得中國的憲法學研究具有更強烈的中國的問題意識和實踐功能。同時通過案例的評選活動,搭建了憲法和普通法之間的對話和交流的機制,希望大家能珍惜這個學術平臺。最后他預祝本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隨后,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王旭教授宣布了2019年度中國十大憲法事例,依次如下:

1.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廢止有關收容教育法律規定和制度的決定;

2.貴州省修文縣強制農戶土地流轉事件;

3.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權國家監察委制定監察法規;

4.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5.浙江省建立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

6.福建縣級人大常委會審查糾正本級政府關于因超生開除公職的規范性文件;

7.郭某訴杭州野生動物世界采集游客人臉信息案;

8.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處理省級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交警檢查通訊記錄的規范性文件;

9.中央要求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提交報告;

10.湖南新寧縣人民醫院要求護士應聘者“兩年內不準懷孕”。

本次研討會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馬嶺教授、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上官丕亮教授主持。

第一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廢止有關收容教育法律規定和制度的決定。評議人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院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莫紀宏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李樹忠教授和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秦小健教授。莫紀宏教授認為廢止決定主要是廢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第4條第2款(對賣淫嫖娼人員進行強制收容教育6個月到2年)、第4款(對患有性病的進行強制治療),以及據此實行的收容教育制度。廢止收容教育制度之后,對患有性病的賣淫嫖娼人員實施行政處罰后,還能否進行強制治療?這涉及到《民法典(草案)》第1003條規定自然人有權維護自己身體完整和行動自由,第1004條規定自然人有權維護自己的身心健康。其能否對強制治療措施采取自衛行為、能否拒絕治療?這需要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研究!睹穹ǖ洌ú莅福返1003條、1004條規定的自然人的身體權和健康權到底賦予自然人多大的自衛能力,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憲法學者進一步研究。李樹忠教授認為廢止收容教育制度是有意義的,有進步也有遺憾。進步在于繼廢止收容遣送制度和勞動教養制度之后,廢止收容教育制度,說明我國向著政治進步和法治昌明前進。遺憾在于雖然本可以啟動合憲性審查,但這個事例不是真正的合憲性審查的事例,也不是合法性審查的事例。公安部副部長受國務院委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廢止收容教育制度議案說明中,沒有提到《憲法》。議案的理由有二:第一,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對賣淫嫖娼人員規定了拘留、罰款的治安管理處罰;同日起施行的《娛樂場所管理條例》也規定了相應的行政處罰。這兩句話的言外之意是沒有收容教育這種強制措施。第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聯合各方調研,認為“各有關方面對廢止收容教育制度已經形成共識。目前,廢止收容教育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奔词杖萁逃贫韧瓿闪藲v史使命。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處罰是法律絕對保留的事項,兩條理由都沒有提到合憲性審查程序和法律保留原則,令人遺憾。此次是以國務院自我糾正的形式,沒有把合憲性審查制度運用好。在中國實踐條件下,如何完善合憲性審查制度,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仍需要進一步研究。秦小建教授從三個角度評議了本事例。第一,無論是從國務院的議案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查報告來看,都沒有從合憲性或是法律保留的角度來作說明。第二,國務院的議案中提到“依法建立收容教育制度”。當制定機關發現自己所依據的上位法有違憲違法問題時,其采取默默接受的態度還是主動積極的反思來提請對上位法進行違憲違法審查呢?收容教育制度已經違反了《憲法》和法律保留原則,但國務院默默接受,能否認為國務院存在某種程度的立法不作為?違憲立法能否成為公民提起國家賠償請求的基礎?目前來看違憲立法不存在國家賠償問題,因為國家賠償的前提是違法,但依據違憲的立法作出的行為是合法的。第三,針對違憲立法究竟應該承擔何種責任,以避免下次違憲立法的發生,需要認真研究。目前來看,祁連山生態環境立法問題導致追究了主管副省長的政治責任,這可以認為是在探索違憲立法的責任制度。

第二場是貴州省修文縣強制農戶土地流轉事件。評議人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王廣輝教授、山東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李忠夏教授和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副院長程雪陽教授。王廣輝教授認為應當從三個層次看待:第一,這個事例是對于農民的生存權、財產權的侵犯。農民依賴土地而生存,土地上的農作物應當由農民自主決定,同時,農民享有土地承包經營權,這一權利背后蘊含著巨大的財產利益,政府強制流轉土地侵犯了農民的上述權利,違反了憲法有關于財產權保護的規定。第二,地方政府做法侵犯了村委會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障權,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要保障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實現,保障在土地承包經營過程當中合法利益、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政府的這一做法顯然與上述規定相悖。第三,政府的行為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權,土地的承包經營方案需要經過村民會議的通過,除了農民自愿以外,還應該說經過村民會議,按照法律的程序來進行認可以后,才屬于合法,那么不經過農民的同意強制的進行流轉,實際上也是對經過村民會議通過的土地承包經營方案的這種一種否定。這種否定,侵犯了村民的自治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處理的自治權。同時,王教授也指出,政府想達到建設高標準蔬菜基地的目的,可以采取行政指導或者政策引導的方式進行。李忠夏教授首先指出這個事例并不是一個違憲事例,而是一個違法事例,明顯違反了《土地承包法》第十條的相關內容,但這個問題涉及到了土地問題,與《憲法》中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內容相關。李教授指出, 在今天的一個語境上再去討論集體所有制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最初集體所有制是被納入到《憲法》第12條,受制于公共財產的一個范疇。但是今天在某種程度上又跟13條的私有財產權聯系到一起。我們的集體所有制應該做三個層面上的理解,一個是作為公共財產意義上的集體所有,還有一個是在集體層面上的集體財產權,第三個層面上是農民的個人財產權。這三個層面也對應了法律上體現出的公共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程雪陽教授認為,修文縣政府沒有能夠厘清政策實施的思路,從而導致了違法行為的產生。程教授提出了征收和轉讓兩條路徑并作出了相應的分析,提出無論哪條路徑都應當按照法律規定的實體和程序進行,政府應當依法辦事,切實明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權國家監察委制定監察法規。評議人為武漢大學法學院秦前紅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張翔教授。秦前紅教授從國家監察委員會被授權制定監察法規后會產生的新問題的角度出發,提出了四個方面的見解。首先,監察法規的賦權并未寫進《憲法》,也沒有對《立法法》進行相應的修改,其賦權形式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其次,《憲法》的規定很少在監察法規方面涉及立法權力的配置問題,因此監察法規的賦權給憲法學研究提出了一個新問題,即立法權配置的原理是什么;再次,現行規定監察法規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但并沒有規定監察法規與行政法規的立法位階問題,秦教授認為,為了實現國家治理和管理的目的,應當規定行政法規的位階高于監察法規,而且監察法規與其他規范性文件的位階問題也應當進行進一步研究;最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并沒有對監察法規的審查備案問題作出規定,秦教授認為其應當采取雙重備案體制,即監察法規應當向全國人大及司法部備案,從而解決其審查備案問題。張翔教授對備案審查制度的評議進行了補充,并且認為備案審查制度是全國人大對國家監察委員會進行監督的一個新的途徑,可以較好地解決“由誰監督監督者”這一問題;同時,監察委員會有權對全國人大的工作人員進行監督,由此使得國家權力配置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第四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翟國強、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門中敬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喻文光副教授進行評議。翟國強研究員對該制度進行了肯定,認為其激發了公民的積極性,增強了國家認同,是一種低成本和高收益的國家治理手段,應當在少數民族地區、港澳地區積極推廣。同時,他認為在地方層面,該制度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以推動國家禮儀的發展,國家層面和政府層面的榮譽和勛章,那么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呢,那么立法機關對于國家的榮譽和勛章的范圍還不夠明確或者范圍還不夠廣泛。而且,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是一種國家禮儀,一個特征就是國家更重視這個禮儀了,這個禮儀對于凝聚人心都非常重要,如果沒有很好地觀念和制度的支撐就容易將人符號化,會偏離制度建立的初衷。門中敬教授指出該決定非常有特色,其特色在于其始于憲法和法律,終于十九大報告,內容上體現了民族團結的精神、國際精神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定。這個法律和決定體現了很多方面的內容,他強調對于決定本身的性質也需要進一步學習探討。喻文光副教授從入選案例的特性出發,主要從該案例的學術性進行了分析,她認為目前學界對國家榮譽制度關注較少,如何挖掘和體現其價值還有很多可以做,但從該制度出發也可以研究一些憲法學的基本問題,如國家榮譽制度如何形塑國家和公民的關系,例如政治和歸屬等,建立英雄等人物模范。國家意志如何來影響民眾的個體行為和國家意志、社會共性和憲法價值之間的關系等。國家任務以及國家目標如何通過國家榮譽來實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國家榮譽制度需要發揮的制憲功能,即實現政權合法性的建構、政治訴求的吸納、引導主流價值觀的目標,進一步思考可以得出這些功能的實現需要我們去關注公眾參與,公眾參與有其重要意義,第一,提高公眾參與,可以賦予國家榮譽合法性;第二,國家榮譽是國家對于公民的一種褒獎,也是國家實現重要政治任務的一種方式和途徑,因此國家榮譽評定過程中提高公眾參與就能更好地實現其領導性;第三,公民的適當參與可以培養公民的政治人格,使得不同階層的公民可以互相分享不同的評價標準和理念,促進國家實現尊重公民的理念,發揮國家榮譽所具有的的政治吸納和價值培育的功能,這樣就可以把公眾從被動的參與者的身份變成了主動的行動者的身份。榮譽的獲得者是少數人,但是如果在榮譽的生產過程中提高公民的參與就能達到國家榮譽的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在如何實現公眾參與就需要賦予公民對于國家榮譽獲得者的推薦權以及監督權,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國家榮譽的目的和意義。

第五場是浙江省建立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評議人為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屠振宇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柳建龍副教授。屠振宇教授認為,律師和法官之間的關系涉及到憲法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基層法治實施的底層邏輯問題。當下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命題就是處理好法官與律師之間的關系?梢哉f,浙江省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的建立是對實現上述命題的一次重要努力,也給出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解決方案。該互評機制涉及司法禮儀、紀律作風、業務能力等眾多內容,實際上是在強調法律職業的職業性,是為建立較高的法律職業水準形象而進行的努力。那么,應當如何理解法律職業的職業性呢?屠振宇教授指出,法律職業不僅是一份工作,還應當包括公眾性和服務社會的精神追求,法律職業要為促進公眾福祉而努力,公眾性是職業性的重要體現。屠振宇教授在提出職業性這一概念之后,進一步以張扣扣為案論述了強調職業性的重要性。司法安身立命的基礎就是中立性,只有保持司法的中立性才能獲得社會的信賴。而獲得中立性要求職業性。浙江省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通過提高法律職業性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一個全新思考,但該機制作為試行方案,還存在一系列合憲性的問題。首先,該互評機制與“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憲法精神相沖突;其次,該互評機制也違背了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的精神;最后,該互評機制的行為效力值得懷疑,即該互評機制以理性法律人作為假設前提,否則,互評機制就淪為律師與法官相互攻擊的工具。但是,若法官與律師確實是理性法律人,就無需該互評機制的約束,互評機制的存在并無必要。柳建龍副教授對互評機制的建立持否定性的態度,并從律師對法官的監督與法官對律師的監督兩方面分表了自己的觀點。從律師對法官監督的角度來說,浙江省建立的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破壞了司法的獨立性,影響法官獨立行使審判權,法官基于律師打分的壓力向律師妥協,從而存在枉法裁判的問題;從法官對律師監督的角度來看,該互評機制的建立也存在諸多弊端。首先,《律師法》中規定,對于律師的監督應當由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協來實現,而不是由法官直接對律師打分實現;其次,律師打分的高低也影響法官對于律師的個別喜好,形成對部分打分較低律師的刻板印象,影響部分律師的職業自由,從而進一步影響公民法律救濟權的實現。此外,還存在部分律師犧牲公民的權利來迎合法官的可能性。綜上,柳建龍副教授認為浙江省建立的律師與法官互評機制并不可取。

上半場研討會在與會學者對前五個事例及評議進行簡單討論后結束,會議隨后進入簡單的茶歇時間。

下半場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王廣輝教授和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屠振宇教授主持。

第六場是福建縣級人大常委會審查糾正本級政府關于因超生開除公職的規范性文件。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胡弘弘教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李勇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鄭毅副教授進行評議。胡弘弘教授認為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是各級人大常委會的經常性立法監督工作,從目前所呈現的事例來看,依申請提起審議建議居多;對于規范性文件,有人大的備案審查和政府內部的審查,政府內部的批準審查也要有追責問題;我們有司法建議、檢察建議,而人大建議在法律上難以找到依據;從該案例中可以窺見我國人大的立法性決定的實施制度不太順暢;我國規范國家權力保護公民權利的意識還不夠根深蒂固。李勇教授認為,該案例作為備案審查典型案例之一,折射出人大在很慎重地推動社會的發展變化,在進行下一步動作的時候,我們要尊重規律性,注意事件的延展性,同時關注進步史觀,防止過分的威權主義和復古主義,推動整個社會形成法治共識。鄭毅副教授從制度、背景、依據三個層面來說明該案例作為憲法事例在形式上的間接性,進而從關聯性的角度出發,認為備案審查本質上屬于一種憲法性制度;合法性審查與合憲性審查的銜接機制攸關憲法實施;如何解釋作為基本義務的計劃生育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同樣我們也要進一步考慮縣級以上人大常委會撤銷權的范圍。另外,對于縣級人大常委會的備案審查現狀進行描述和展望要把握意識、規則、原則這三個要素。

第七場是郭某訴杭州野生動物世界采集游客人臉信息案,由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鄭賢君教授、中國政法大學陳征教授和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白斌副教授進行評議。鄭賢君教授認為首先應從該案件的定性出發,該案件不屬于憲法案件,屬于私人之間糾紛,應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范圍內。其次,該案件也不涉及憲法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憲法基本權利的第三人對應的權利主體是法院,雙方之間是司法關系,法院無權解釋法律,是否擁有立法上的第三人效力應由法律作出規定。第三,它不屬于國家保護義務的范圍內,國家保護義務的主體是國家,調整的是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第四,該案例屬于是憲法事例。憲法序言最后一條和第五條賦予憲法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普通法律也需要滲透憲法精神。陳征教授認為憲法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前提是當私法領域存在一個不確定概念或者抽象條款時才可能輻射到憲法領域。本案應涉及到國家的保護義務,保護義務首先約束的是立法者禁止立法的不作為。本案中基本權利的沖突包含企業自主經營權和公民隱私權,如果我們要求立法去積極作為,履行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義務不受第三人的侵害,需要遵循比例原則,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侵害強度和損害后果不可逆等。在基本權利沖突時履行國家保護義務更多的考量應是公民的隱私和個人信息,公民擁有自主選擇權,相應立法應從使公權力完善自我的事前監管制度方面完善。白斌教授認為該案件屬于典型的民法案件,憲法雖然在整體的法秩序中是非常重要的,但不能意味著憲法能夠越俎代庖,以萬能靈藥的方式完全替代其他部門法的工作,需要窮盡法律的救濟。該案同時也擁有非常大的憲法價值:個人敏感數據、作為人格的構成性信息更需要強大的理由進行限制,目前應賦予人格自我決定權,讓消費者或者數據主體有選擇權,除此之外應考慮數據主體的明示同意,盡快制定生物信息保護法。

第八場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處理省級人大常委會關于授權交警檢查通訊記錄的規范性文件。評議人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李元起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王鍇教授和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鄭磊副教授。李元起副教授從憲法監督權的角度切入,討論全國人大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權和地方性法規的立法權。他認為本案主要涉及全國人大對于地方性法規的撤銷權以及地方立法權不能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問題,對省級人大常委會授權的規范性文件的監督主要有備案審查與合憲性審查、合法性審查兩種途徑,本案顯然屬于備案審查的類型,尚未到違憲的程度,指出備案審查及違憲審查程序應當更加公開以及確保人大及其常委會自身的合憲合法(比如要公開、透明、可監督)。同時對于合法性、合憲性審查這一類嚴肅的工作,法工委由其自身地位只能做一些啟動、準備之類的工作,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應該發揮更大的力量。最后,他認為日后的合憲性審查、合法性審查工作中增加對啟動工作的研究。王鍇教授認為該省級法規超越立法權限,不符合公民通訊自由、通訊秘密的原則和精神。同時王鍇教授通過對杜強強教授《法院調取通話記錄不屬于憲法上的通信檢查》一文的分析,提出了自己關于本案的看法。他認同杜強強教授文章中的結論,但理由不盡相同。同時關于對公民通訊自由干預方式方面,他認為《憲法》第40條所針對的是檢查這樣一種強干預方式,但不涉及所有的干預方式,法院的調取通訊記錄不屬于憲法上所謂的檢查,所以法院的調取行為不應該受到嚴重限制。同理,本案中省級規范性文件中主要有查閱與復制兩項權力,對兩種權力應當給予不同的限制,前者屬于憲法上檢查,受到嚴格限制,而對于復制行為的審查不能過于嚴格。鄭磊副教授的發言圍繞“去憲法化的合憲性審查”這一主題展開,他將目前的備案審查工作總結為“二進一退”,第一個進步是憲法事件在備審事例中出現,備案審查案件化趨勢已經明顯,并逐漸通過媒體公開。第二個進步就是在現有的審查中可以發現具有中國特色的兩類邏輯,一類是人大關于備案審查的回復中的表述用了“涉及”、“不符合”這類字眼,雖然提到了通信自由、通信秘密,但就是不出現憲法的字眼,另一個邏輯是用合理性審查去回避合憲性審查。最后,關于備審工作的不足,鄭教授認為:憲法該出場時便該出場。

第九場是中央要求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提交報告,由武漢大學法學院黃明濤副教授、天津理工大學楊帆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王貴松教授評議。黃明濤副教授首先對事件的有關情況作了梳理,從一國兩制政策的法律框架內中央和特區政府各自關于維護國家統一的職權安排角度入手,討論了對香港社會團體的執法權限以及中央政府要求特首提交報告的法律依據等問題。其次,他認為特區應中央政府要求作報告是一種制度載體,是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負責的一種方式。再次,該事例的實質在于牽涉了基本權利和相關法律之間的平衡,并認為需要對權利限制的理由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楊帆教授認為問題討論應當圍繞中央政府的國函與香港政府的報告的法事實和法依據展開,關鍵在于國函和報告的法律屬性和法律效力。對此有兩種觀點:內部行政行為中的行政指示,下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發布的行政命令。在特區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間應當適用普適于大陸地區的內部行政法治,以夯實“一國兩制”之“一國”的根基,其意義無疑更加深遠。王貴松教授對中央人民政府的認定、中央人民政府的內涵以及香港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極具學理性的分析。認為應由國務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同時應當進一步明確《基本法》第48條中的“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國務院有依據基本法行使權限的空間,應經常性地“走出來”。

最后一場是湖南新寧縣人民醫院要求護士應聘者“兩年內不準懷孕”,由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上官丕亮教授、中國政法大學謝立斌教授和北京大學法學院閻天助理教授進行評議。上官丕亮教授從男女享有平等就業權和公民隱私權兩個角度展開分析,認為這個案例體現出新寧縣人民醫院和新寧縣社會保障局缺乏男女平等的憲法意識以及沒有將憲法作為最高活動準則的自覺性,并指出勞動者的婚姻和懷孕之后的隱私不屬于勞動者必須向用人單位如實說明的情況,勞動者有權不予告知,用人單位違反則構成對勞動者的就業歧視。他從該事件中總結出了三方面憲法啟示:立法機關和最高法院在保障男女就業平等方面需有所作為;保障婦女平等權利的責任不僅僅在于用人單位和社會,國家、政府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全社會應加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謝立斌教授從單位招聘成本和女性理性求職的角度出發,指出我們在關注女性求職者權利的同時不應當忽視用人單位承擔的與女職工生育權相關的成本,并認為該單位對女性生育權的干預強度不構成對其權益的實質性侵犯。他指出依據勞動權、平等權等憲法權利指責本案例中的用人單位實際上存在一定不合理的地方,可能會對用人單位的財產權構成一定的限制。通過該本案例,我們應當重新討論生育問題屬于個人范疇還是國家范疇,提議由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以實現求職者權利和企業權益之間的平衡。閻天助理教授從憲法的實現方式以及人民醫院的屬性出發,指出新寧縣人民醫院的行為不僅違反了部門法,更違反了憲法。他強調立法在落實憲法中性別平等原則時需要關注憲法對價值沖突的調和作用,加強對性別平等這一價值的重視,也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應當分擔更多的生育成本。

會議總結發言階段,由王旭教授主持,胡錦光教授做總結發言。他指出連續數年舉行憲法事例評選意義重大,初衷是為了推進建立合憲性審查機制,目前推進作用已經基本實現。但仍應該看到,無論是廢除收容教育制度,還是對內蒙古、甘肅授權交警查閱、復制車主通信記錄的地方性法規的備案審查中,均未有出現“憲法”二字,一直在回避合憲性審查。因此,十大憲法事例評選活動仍需持續推進合憲性審查的發展,促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備案審查報告中明確對具體制度的合憲性審查,向社會傳達憲法價值。在案例評選上,胡錦光教授表示十大憲法事例的評選制度在今后可以進一步完善,使案例得選擇更加具有典型性。最后,胡錦光教授對與會學者和長期支持十大憲法事例評選的社會各方表示感謝,并特別感謝法律出版社長期以來的支持和厚愛。

文章來源:中國憲政網
發布時間:20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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