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的美國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
作者:柳建龍  

  在美國,人們想要知道身邊有沒有登記在冊的性罪犯,只需要一個手機APP就可以實現。美國司法部性罪犯搜索APP在智能手機端面向所有公眾開放下載。這個軟件基于地圖定位,如果你知道罪犯的姓名,軟件可以明確告訴你他人在哪兒,如果你輸入一個明確的地址,它可以告訴你附近到底有多少登記在冊的性罪犯。

  肇端于美國的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近年來倍受關注,這是因為它不僅為英、法、澳、日、韓、南非等諸多國家所仿效,而且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互聯范圍和程度的擴大,它對性罪犯和一般民眾的生活可能產生的影響將更加深遠。尤其是,隨著手機定位、天眼系統、人臉識別、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大數據綜合處理和運用能力的大幅提升,希望藉由新技術方便生活,打擊犯罪,維護社會安定的期待也與日俱增,在這種情形下,尤其應該對此類技術的法律邊界有充分的認識。


 從在警局登記到全網可檢索

  在美國,性罪犯登記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20世紀30年代。不過,盡管歷經數十年的發展,截至1989年也只有12個州頒行性犯罪登記及公告法。然而,20世紀90年代時,在一系列惡性案件的推動下,盡管并不知道此類立法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美國聯邦和州層面的性犯罪登記和公告立法卻得到了大力加強。其中聯邦層面有關性罪犯登記及公告制度的立法主要有:雅各布法;梅根法;亞當·沃爾什法。具體情況介紹如下:

  雅各布法(1994年)。全稱《雅各布·威特靈兒童傷害犯罪及性暴力犯登記法》,是美國第一部聯邦層面的性罪犯登記法,該法規定假釋或緩刑的性罪犯須向所在地警察局登記,同時要求執法機關履行告知義務,向性罪犯所在社區居民披露相關信息。

  梅根法(1996年)。1996年國會對雅各布法作了修訂,引入了聯邦梅根法,其目的在于建立全國性性罪犯登記制度,由聯邦政府統籌管理性罪犯的資料,使各州的資料得以流通,進而擴張性罪犯的追蹤范圍,使之不至于囿于一州,從而確實實現打擊性罪犯和保護民眾的效果。它包括了兩項主要內容:一是要求被判刑的性侵兒童的罪犯在釋放之后到當地執法機登記,報告其住址和工作的變更情況,二是性罪犯信息公告制度。在聯邦梅根法通過之后,美國各州基本都建立了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不過,就登記的對象、內容和時間,公告的方式和范圍,各州存在相當的差異。

  亞當·沃爾什法(2006年),全稱亞當·沃爾什兒童保護和安全法,是該領域最新的一部法律。該法的第一章“性罪犯登記及公告法”對既有的性犯罪登記和公告制度作出了修訂,建立了一套更為全面和統一的性罪犯監管體系:建立一個已決性罪犯(已經經過生效判決的罪犯)的全國數據庫,并在全國范圍內公告性罪犯的身份信息、照片、住址、工作單位、車牌號等信息,無論是執法機關還是公眾都可以獲得該信息。尤為重要的是,它采用分級的辦法統一登記和公告的標準,將性罪犯的登記分為三級,規定了不同的登記期限,其中:第一級:第二、三級以外的性犯罪,登記期限15年;第二級:第三級以外的、可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的性犯罪,登記期限為25年;第三級:與可科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上性犯罪相當或者更重的性犯罪或者在已經因第二級所規定之性犯罪被判刑后又再犯性侵案的,這必須終身登記。它還規定了減輕和免除登記和公告的辦法,并將2005年美國司法部建立、旨在向公眾提供性罪犯的行蹤“全國性罪犯公共登記網”更名為“Dru Sjodin全國性罪犯公共注冊網”,以紀念Dru Sjodin(引言中所提的美國司法部性罪犯搜索APP就是基于該網站的內容而制作)。為了確保各州能夠落實亞當·沃爾什法,它要求各州根據要求調整其登記制度,否則將扣除聯邦撥給州的“州和地方執法援助經費”的百分之十。

 尊嚴隱私vs公共安全

  在美國,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一直存在不少憲法爭議,其中包括:它給性罪犯貼上了恥辱的標簽,這是否侵犯了性罪犯的個人尊嚴和隱私權,妨礙其再社會化?它是否是不合理的刑罰?它是否構成事后立法,從而違反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這些問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得更加突出:一是在互聯網時代,人變得越來越“透明”,幾近于“裸奔”。尤其是在大數據的背景下,原本看似碎片、難以識別的數據信息,也可以經由更多的信息拼圖而確立關聯性,從而勾畫出可識別的人像。更為嚴重的是,網絡信息不僅可以描繪出人的立體圖像,還可以勾勒出其生活軌跡,窺探個人隱秘的內心世界;二是隨著大數據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個人信息很可能會被永久存儲在網絡世界里。即便事過境遷,在某些因素的觸動下,搜索引擎仍可翻找出這些陳年舊賬,這意味著個人可能要為自己一時的過錯而背負永久的包袱,進而對出獄罪犯重新融入社會產生負面影響。不過,美國司法界普遍認為,性犯罪登記及公告制度是否違反上述原則,仍需要考察該措施與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間是否存在實質合理性關聯方能確定。

  首先,需要確認性罪犯登記及公告制度是否造成了權利侵害。美國司法界就該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立場:一種觀點認為,要求性罪犯向執法部門登記與其說是一種額外懲罰,不如說只是一種行政程序。性罪犯和其他罪犯一樣,只有“較低的隱私期待”,其隱私權保障范圍較一般人狹小,并未受到侵害;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被要求登記的性罪犯享有其他受憲法保護的利益,而要求登記無疑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他們的負擔(義務),并給他們貼上了恥辱的標簽;此外,“許多案例顯示,社會大眾在知道性侵者身份資訊時會產生過度反應,甚至專業人士也不例外。許多性侵者被釋放后,會因登記公告而失業或被趕出家園。公告制度會引發社區居民對性侵者的攻擊行為,使其難以復歸社會,被迫遷移到混亂的社區居住和生活,增大了再次犯罪的危險。”一些美國法律界人士認為,盡管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的宗旨并不是為了引起公眾對性罪犯的排斥,但他們因此而陷入的困境無疑有必要從憲法的角度加以審視。

  其次,性犯罪登記及公告制度是否構成了事后立法。對其犯罪行為發生在相關法律生效以前的性罪犯而言,性罪犯登記及公告立法是否構成事后立法?在這方面,一些美國法學家指出,如果立法事實能夠確實表明性罪犯具有較高的人身危險性,因而再犯的可能性較高,那么,就減低再犯率和保障公共安全而言,溯及既往的登記和公告制度較之加重刑罰,延長監禁期限,乃至適用死刑,未必不是妥當的方法,為此,不能僅以此來認定該制度違憲。

 合理性與有效性有待驗證

  性犯罪登記及公告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一方面,美國司法界一直在爭論,性罪犯登記及公告制度的目的是否具有正當性?一般而言,只要政府行為旨在促進公共福祉,例如傳統的“警察”目的,如保護公共安全、公共衛生或者公共道德,就認為其目的是正當的。法院基于對立法過程所遭遇的困難的同情或者司法謙抑通常對立法對公共福祉的界定表示高度尊重。“在實際操作中,只要政府所追求的目的并非憲法所禁止,即可被認為是正當的。”就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而言,其主要考量如下:性犯罪具有較高的再犯率,要求性罪犯進行登記,向執法機關和公眾披露相關信息,具有一定威懾作用,不僅可以起到特別預防作用,防止性罪犯再犯,也可以起到一般預防作用,防止其他人犯罪。此外,它也可以提高執法機關和民眾的警惕,從而保障公眾安全。為此,應認為其目的具有正當性。

  另一方面,性罪犯登記制度是否有效也是爭論的焦點。也就是說,它是否有助于促成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及公共安全保障目的的實現?在針對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的實施效果進行調查時,一些性罪犯明確表示,由于該制度的存在,自己將來不會(敢)再犯。美國華盛頓州立政策研究所2005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在1997年修法采用適用對象較廣泛之性罪犯公告制度后,性罪犯再犯重罪性罪犯之比率降低了70%。”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表明了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的有效性。不過,該報告也同時指出,“這一結果與性罪犯登記與公告制度的采用未必有必然的關系,其他像是全國性或全州性的犯罪率的降低,以及對于性罪犯監禁的增加都是可能影響因子。這樣的數據并不足以得出登記與公告制度會降低犯罪率的結論。”

  與之相反,更多的美國法律專家則認為,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不僅難以發揮威懾作用,也未能起到保障公共安全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一是在制度設計時夸大了性罪犯再犯的危險性,使得立法建立在錯誤的事實基礎上,因此難以期待其取得預期效果;二是隨著登記和公告的對象范圍的擴大,要確實有效發揮該制度的功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購買設備和服務從事監控,并就性罪犯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和人身危險性作全面的評估,予以區別對待,而現實中卻很難做出此類相應的調整,這無疑進一步降低了監管的有效性。然而,政府之所以這么做卻非沒有正當的理由,畢竟國家整體經費有限,將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預防性罪犯再犯領域中,必然會損害其他國家功能的有效發揮,更不用說性犯罪的再犯率其實不高,這么做也不符合效益原則。此外,即便有登記和公告制度,但除非將性罪犯強制隔離開來,否則仍無法防止再犯。因此,顯然不能認為性罪犯登記和公告制度能夠實質有效地促進立法目的的實現。

 網絡時代的“公開”

  一些美國學者指出,退一步而言,即便采用較為寬松的審查標準,承認性罪犯登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成上述政府目標的實現,仍需檢討這樣一些問題:要求性罪犯進行登記是否具有必要性?僅就減少犯罪率而言,性罪犯登記制度是否是對性罪犯侵害最小的手段?只要存在其他同等有效但侵害更小的手段,便可認定該制度違憲。多數美國法學專家相信,既有的性罪犯登記及公告制度并非沒有違憲之嫌。

  一是涵蓋范圍過寬,這一點長期以來都是美國性罪犯登記及公告制度頗受詬病的原因之一。爭議最大的問題是該不該將犯罪時未成年的性罪犯納入登記及公告范圍。在美國,青少年之間合意的性行為也可能構成犯罪。主流的觀點盡管認識到未成年性罪犯的可責性較低,但并無意將之完全排除在登記和公告范圍之外,畢竟未成年性罪犯再犯的例子并不少見。另外也有不少人質疑目前一些立法中存在的類型化處理:此類措施在確定登記及公告的對象時只考慮犯罪類型,而不考慮性罪犯個人具體的人身危險性。

  二是登記和公告的時間缺乏針對性。美國各州過去有關性罪犯登記及公告的期限所作規定并不統一,其中有的州則未作任何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性罪犯在其有生之年都負有登記和公告的義務。批評者認為,無時間限制的登記和公告制度未考慮性罪犯所犯罪行的嚴重性和人身危險性,并因此未做出區別對待,因而有過度涵蓋之嫌。另一方面,過長的登記和公告期間,尤其是終身登記,不利于性罪犯復歸社會。有鑒于此,亞當·沃爾什法根據犯罪類型和嚴重程度做出分級的安排,規定了不同的登記和公告期間,并規定了減輕事由和名單剔除制度。不過,即便如此,至少15年的登記和公告期,對于一些輕罪而言,仍然有矯枉過正的嫌疑。

  三是登記和公告的受眾范圍過寬。什么人基于何種事由,經由何種方式可以獲得性罪犯登記的相關信息?在實施登記和公告制度初期,美國司法機構確定的公眾知情范圍有時是特定的,如僅限于鄰里和社區范圍,而有時則相當寬泛,如告之州內一般公眾。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受眾范圍不斷擴大,任何人都可以經由網絡獲取性罪犯的登記信息。對于性罪犯,登記和公告的受眾范圍的無限擴大,不僅意味著對其隱私權的干預強度的提高,也給其正常生活設置了更多的障礙,使其復歸社會的道路更加艱難。或許正是基于這一擔憂,目前美國的某些州寧可冒著喪失部分聯邦政府撥給州政府的“執法援助經費”的危險,也未完全執行登記和公告制度。此外,也有的州嘗試調整相關政策,只對執法機關和其他高度相關的公眾開放性罪犯的信息。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充分評估性罪犯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及其人身危險性,而不是只根據“性罪犯犯有法律所規定的某類罪行而將其犯罪信息予以公開”。


譯者簡介:柳建龍: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2月19日 14版)
發布時間: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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