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果案觀察與思考
作者:田宏杰  

孫小果案之黑社會性質組織特征觀察與思考

囿于法律規定和辦案需要,對于正在辦理中的孫小果案,媒體披露的案情和具體細節較為有限,但亦仍然為公眾勾勒出了本案的基本面貌。隨著孫小果所涉系列新罪案件的深挖徹查,筆者以為,孫案性質已遠非普通的刑事犯罪案件,而是涉嫌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現行刑法典第294條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所應當具備的4個特征,即組織特征、經濟特征、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對照案件基本事實不難看出,孫小果系列新罪案件完全符合。

其中,所謂“組織特征”,是指“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干成員基本固定”。實踐中具體認定時,要特別注意從實質上把握本罪的本質特征,不能被一些故意造成的“人員頻繁更換、組織結構松散”等假象迷惑,而應透過現象看本質,結合案件諸多證據細節具體認定。就本案而言,據今年5月份的一份報道,目前司法機關已經對孫小果出獄后所涉系列刑事犯罪案件中的9名犯罪嫌疑人執行逮捕,23名犯罪嫌疑人予以刑事拘留。這說明,孫小果不是“孤軍奮戰”,其已經形成了一個人數眾多的犯罪組織。在這個組織中,孫小果“能量大”“關系多”“有背景”,是明顯的組織者、領導者。實際上,在1998年被判處死刑之前,孫小果就一直以“黑社會老大”自稱。

所謂“經濟特征”,即“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活動”。一定的經濟實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坐大成勢、稱霸一方的基礎。據報道,早在2010年前后,有人就在昆明見到了已經出獄的孫小果,當時他改名換姓,名叫“李林宸”。再次公開露面,他已經是經營著多家夜店、昆明夜場有名的“大李總”。曾經的死刑犯、階下囚,一朝出獄,迅速暴富,靠的就是以黑養黑,有組織地通過夜店等違法犯罪活動,不斷攫取巨額利潤,再用這些利潤去維持其構建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經濟特征十分明顯。

所謂“行為特征”,即“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暴力性、脅迫性和有組織性是黑社會性質組織行為方式的主要特征,當然有時也會采取一些“其他手段”,但不論具體表現為何種其他方式,實質上都是以暴力、脅迫為后盾的。就本案而言,孫小果可謂惡行累累。出獄后,孫小果及其團伙成員先后有組織地實施了聚眾斗毆、開設賭場、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諸多違法犯罪。即便是2018年7月21日晚,孫小果等人將王某濤打成重傷二級,并有其他人不同程度受傷,但仍被取保候審,實踐中十分罕見。

所謂“危害性”,即“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本案中,孫小果一方面通過不斷實施違法犯罪活動,一方面通過諸多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縱容,在一定的行業里為非作惡,稱霸一方,影響極壞。所以,孫小果案一經媒體曝光,就引發了全社會的強烈反響,公眾普遍認為案件十分惡劣,甚至是離奇、荒謬,堪比“純屬虛構”的反映黑幫社會之怪象的好萊塢電影和港臺連續劇,紛紛通過媒體、網絡發出強烈呼吁,要求嚴懲犯罪分子。孫小果團伙實施的犯罪行為,不論是判處死刑前的行為,還是非法出獄后的行為,均在社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其背后的“保護傘”“關系網”更是觸目驚心,可以說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經濟、社會生活秩序,危害很大。

目前,已有20余名公職人員因涉孫小果案被查,基本能認定本案第一次再審改判可能涉嫌嚴重的司法腐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54條規定:“各級人民法院院長對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上或者在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處理。”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經審議決定依法對孫小果強奸、強制侮辱婦女、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案啟動再審。

再審過程中,一個需要注意的細節問題是,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規定的以外,一律公開進行。”這里的“本法另有規定的”,是指刑事訴訟法第188條、第285條規定的三類不公開審理案件,其中之一是對于涉及“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案件,不公開審理”。這里,個人隱私案件是指案件涉及個人不愿公開的隱私,這些隱私的公開不僅會給當事人尤其是被害人的生活造成不利后果,而且會給當事人的心理帶來痛苦和壓力,如兩性關系、生育能力、收養子女等,從而導致被害人“二次被害”。孫小果再審一案涉及的罪名中,有強奸罪、強制侮辱婦女罪等,尤其是其中的強奸罪,嚴重關切被害人的隱私,應該依法不公開審理。孫小果再審一案還涉及尋釁滋事罪,考慮到本案嚴重的社會關切,這部分可以依法公開審理。當然,不論是公開審理的部分,還是不公開審理的部分,宣判都必須向社會公開。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謀劃建立“關系網”“保護傘”,向經濟領域滲透,與黃賭毒交織合流,呈現組織化、金融化、隱蔽化特點。一些黨政干部深裹其中,同黑惡勢力沆瀣一氣,惡劣程度觸目驚心,人民群眾則是黑惡勢力的直接受害者。“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而“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因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重大決策部署,既事關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又事關人心向背和基層政權鞏固,更事關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的中華民族復興;既是一項重大民生工程,更有著深遠的政治意義。自2018年1月正式部署以來,為期三年的專項斗爭步步為營、穩步推進,從“打傘破網”到“打財斷血”,從“深”處著力、在“硬”上見招,保持強大攻勢、形成有力震懾,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新成效,而孫小果案再審的啟動和審理的展開,勢必帶給我們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企盼!

孫小果案“保護傘”的認定及其法律適用

12月15日,云南多家法院分別對19名涉孫小果案公職人員和重要關系人職務犯罪案一審公開宣判,判處19名被告人二年至二十年不等有期徒刑。

在孫小果案的查辦過程中,紀檢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嚴格落實中央對涉黑涉惡案件一律深挖背后腐敗問題,對黑惡勢力“關系網”一律一查到底、絕不姑息的要求,確保了“掃黑”與“打傘”同步進行。

所謂黑惡勢力的“保護傘”,一般是指國家公職人員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參與涉黑涉惡違法犯罪,或者包庇、縱容黑惡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為黑惡勢力違法犯罪提供便利條件,幫助黑惡勢力逃避懲處等行為。司法實踐中,“保護傘”為黑惡勢力提供庇護的具體方式可謂五花八門。就孫小果所涉系列案件而言,則主要涉及枉法裁判型、違規減刑型、串通案情型、幫人說情型等幾種類型。其中,枉法裁判型主要表現為捏造事實、毀滅證據、偽造自首、立功等材料、不依法履職、審查核實證據,使涉黑涉惡犯罪分子漏捕、漏訴、漏判或重罪輕判;違規減刑型主要表現為違規違法呈報并辦理涉黑涉惡犯罪分子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監外執行;串通案情型主要表現為在羈押監管過程中失職瀆職,為涉黑涉惡犯罪嫌疑人或罪犯里勾外聯、串通案情、遙控指揮提供便利條件或放任不管;幫人說情型主要表現為違規違法打探案情、說情打招呼、干預涉黑涉惡案件依法辦理。

需要注意的是,“保護傘”既不是一個規范的刑法學概念,也不是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因為我國現行刑法中并沒有一個黑惡勢力“保護傘”罪。因此,刑事審判過程中,“保護傘”們實施的不同的“保護”行為,具體涉及什么罪名,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則,依據刑法對相關犯罪構成要件的具體規定確定罪名,對行為人定罪處罰。依據媒體披露的相關信息,筆者認為,為孫小果等提供“保護傘”的19名涉案人員,依據其實施的行為類型的差異,根據刑法規定,分別涉嫌不同的犯罪:一是孫小果的繼父和母親。他們通過給相關人員送錢,使得孫小果能夠被法院違法再審改判,并在服刑期間多次獲得違規減刑。他們送錢的行為應當成立行賄罪,讓法院違法改判的行為應當成立徇私枉法罪,讓監獄違法減刑的行為則應以徇私舞弊減刑罪論處。二是云南省司法廳和監獄系統的相關人員。其行為主要是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后,為孫小果違法減刑,分別觸犯受賄罪和徇私舞弊減刑罪。三是法院系統的相關人員。其行為主要是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后,為孫小果違法再審改判,分別觸犯受賄罪和徇私枉法罪。四是派出所的相關人員,在明知孫小果涉嫌犯故意傷害罪的情況下,違法為其辦理取保候審,并意圖使其逃避處罰,則應成立徇私枉法罪。當然,“拔出蘿卜帶出泥”,在查處上述人員為孫小果提供“保護傘”案過程中,順帶發現相關人員實施的其他犯罪線索,針對這些犯罪,司法機關依法查辦,一并定罪處罰。

還應特別強調的是,如果說黑惡犯罪污染的是河流,“保護傘”污染的則是水源。“保護傘”的危害性不僅是使某個人、某些人逃避了法律懲處,更重要的是損害了司法公正公信、損害了黨的執政基礎。孫小果案中,多名高級別領導干部和國家公職人員“落馬”,受到法律的嚴懲,凸顯了黨和政府掃黑除惡、“打傘破網”的堅定決心,彰顯了掃黑除惡深挖根治的突出成效。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正處在深挖根治、長效常治的關鍵時期,要久久為功,保持高壓態勢,取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壓倒性勝利。而這,正是孫小果系列案件的審理,帶給我們的至深感受!

作者簡介:田宏杰,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人民公安報》2019年10月15日第2版;《法制日報》2019年12月16日第4版
發布時間:2019/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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