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勞分配”在中國:一個憲法概念的浮沉史
作者:李響  
    摘要:  按勞分配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多有論述的重要政治經濟概念,也是不應忽視的憲法概念。制憲時,中國未效仿蘇聯等國規定按勞分配內容,這是從實際出發、自主作出的決定。而“按勞分配”在成為通行中譯后,歷經曲折于1975年實現入憲。在七八憲法繼續規定“按勞分配”以及在此前后展開按勞分配大討論的基礎上,八二憲法完善了相關規定。但隨著按勞分配作為分配制度主體的地位在現實中相對下降以及1993年并未啟動憲法解釋,該規定最終在1999年被修改,按勞分配由此整體上趨于邊緣。只有在理論上明晰當前條件下按勞分配的基本內涵進而使之走向實踐,它才能擺脫百年來數度浮沉的困局并邁向勃興。
    關鍵詞:  按勞分配;憲法概念;主體地位

我國現行憲法第6條第1款后段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該條第2款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表明,按勞分配被憲法規定為基本的分配原則和分配制度的主體,它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是一個不應忽視的憲法(學)概念。本文旨在揭示按勞分配經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述與概括之后,移譯、形成與確立的中國化歷程。從憲法學視角考察這一概念,既能使我們對其本身的數度浮沉有更為清晰的認識,亦構成重新觀察與思考我國憲法史上若干問題的獨特契機。

一、浮現:按勞分配的概念及其形成過程

(一)按勞分配概念的經典論述與概括

經典意義上的按勞分配概念可回溯至馬克思1875年寫作的《哥達綱領批判》。在這篇重要文獻中,馬克思先是指出:所謂“勞動所得”,是必須完成了兩步共六項的“扣除”之后才能“進行個人分配”。這種分配方式的背景是: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之中,“個人的勞動……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故一方面,社會依然“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另一方面,相較“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其“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分配采取的是“一定形式的一定量勞動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于是,“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以一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一種形式領回來。”接著,馬克思又指出:前述社會條件之下分配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但這種平等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因為人們的體力、智力等存在著差異,“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故“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進而,由于人們還存在結婚與否、子女多少等差異,“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就會出現“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的結果。針對這一問題,馬克思表示: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的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 “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由此,馬克思將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分配原則直接概括為按需分配,并指出第一階段(后稱社會主義階段)分配原則的基本內涵是“給予社會的,就是個人的勞動量”“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給予社會的”,并未將其概括為“按勞分配”。但他深刻揭示和強調了按勞分配的平等與不平等都是相對的,而且總體上是“進步”的,故應以此作為第一階段新社會的分配原則。

1917年4月,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中談到:“人類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社會主義必然會逐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由此,上述馬克思提出的按勞分配的基本內涵被概括為“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數月后,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進一步談到:馬克思認為,在社會主義階段“最初只能消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使“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可是“卻不能立即消滅另一不公平現象:‘按勞動’(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這意味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權利’。”不過,列寧隨即解釋:“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由于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故“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可見,列寧不僅主張“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也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樣的資產階級權利要同生產資料公有制一起得到保障。

1931年,斯大林在解釋怎樣看待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普遍的平等”與平均主義的關系時談到:社會主義從來不意味著人人都“領取同樣的和同等數量的產品”。事實上,馬克思說的是,在階級還沒有徹底消滅之時,在勞動還沒有從生存手段變成人們第一需要、變成為著社會謀福利的志愿勞動之時,只能實行“按自己的勞動來領取工作報酬”。只有進入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實行“每個人一方面盡自己的能力來勞動,另一方面將按自己的需要來領取勞動報酬”。后者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前者則為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由此,斯大林不僅提出了“按自己的勞動來領取工作報酬”這樣的新表述,而且權威性地將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原則概括為“按勞分配”。

(二)“按勞分配”概念的形成

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中,作為共產主義階段分配原則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首先得以流行。1919年4月,王光祈在介紹馬克思相關主張時,對于社會主義階段分配原則采用了“各售所能,各取所值”的中譯。四個月后,“各售所能”被張聞天改譯為“各盡所能”。1921年1月,惲代英的譯作《階級爭斗》出版,進一步區分了“各取所值”和“各取所需”。基于此,毛澤東在向勞工發出的一份倡議就使用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表述。1922年1月,鄧中夏在引述《哥達綱領批判》時,正式將“各取所值”作為“去資本主義社會未遠,流風遺沫,浸焉未泯”的“共產主義的初期(即半熟期)”的分配原則,將“各取所需”作為“生產力已經發達到了極點”、“各個人都能夠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完成期”的分配原則。就此,二者成為以后相當長時期內對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分配原則的通行中譯。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實際上較少直接談“各取所值”,而是主要著眼于“反對平均主義”。1929年底,毛澤東在紅四軍黨代會決議案第一部分談到:因為“斗爭環境所需要”, “紅軍人員(在分配上)應該做到最大限度的平均”。但是,搞“極端平均”, “不問一切理由”追求平均,則不僅“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即使是未來“社會主義經濟時期,物質的分配亦當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決然無所謂絕對平均”。這段論述,一面在理論上較為深入地剖析和批駁了絕對平均主義,一面也承認了彼時革命戰爭條件下分配中存在的平均化實踐。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背離恰反映出毛澤東反對的是特定意義的平均主義,即“絕對”的平均主義,而非平均主義本身。抗日戰爭時期,分配平均化的實踐得到適當控制。此時,毛澤東談到:平均主義是“使積極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齊”, “抹殺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差別,也抹殺了勤惰之間的差別,因而降低勞動積極性”,不利于“增加生產的數量與質量”。然而,進入解放戰爭時期后,他又轉而指出:“勞資關系必須取合作方針,以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工人之福利必須于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中求之,任何片面的過火要求,都將破壞解放區的經濟”, “決不可只顧工人暫時片面利益,結果害了自己”。不過,總體上看,當時的領導層對于平均主義本身弊害的認識有所加深,所以并不主張趨向“完全一律”那種狹義上的平均主義,而是強調抑制收入差別,使能力、勞動與所獲報酬形成比較正常的對應關系。

1951年7月,《人民日報》刊發前引[192]9年底毛澤東相關論述的修訂版本,將“最大限度的平均”改為“大體上的平均”,也將“按照各人及各工作的需要”改為“按照‘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三個月后,新中國第一版《毛澤東選集》出版,又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進一步改為“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于是,“各盡所能,按勞取酬”成為建國初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原則最權威的表述。到1958年8月,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使用的仍然是“按勞取酬”。然而,四個月后,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第一部分出現了“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說法,之后內容便一律使用“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再未出現“按勞付酬”或“各取所需”,也未出現“按勞取酬”或“各取所值”。對此,《人民日報》刊文評釋:過去使用“各取所值”是錯誤的,因為“如果勞動者把所創造的價值都分掉了”,就無法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流行的“按勞取酬”這一中譯“也不夠確切”,不能夠準確表達“各人是被付給、被分配以一定報酬(而不是各人自己去分取報酬)的意思”。由此,“按勞分配”取代了“各取所值/按勞取酬”,正式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原則的標準中譯,并沿用至今。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按照勞動者的勞動量(數量與質量)進行分配。

二、沉潛:“按勞分配”入憲的曲折歷程

(一)制憲時未規定按勞分配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時,根據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際情況,《共同綱領》有關勞動與分配的內容主要是:第4章“經濟政策”首條(第26條)規定“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第32條規定“國家經營的企業中,目前時期應實行工人參加生產管理的制度”, “私人經營的企業,為實現勞資兩利的原則、應由工會代表工人職員與資方訂立集體合同”。盡管《共同綱領》本身沒有載明社會主義前途,也未明確表示將實行各取所值,但在第一屆政協會議期間,陳叔通代表工商界的發言即已談到:“新民主主義是徐步的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此對于“(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需要“認識到是以公為主、以私為輔”,還要認識到“勞動是建設的基本動力,資本的運用……也應該是為全國人民謀福利的”。

1951年初,中共中央正式將“力爭在增加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列為全國性城市工作要點之一。隨后,毛澤東也談到,福利“不能太低,但又決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動”,工資待遇大體也要“一視同仁”, “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體條件和技術水平”,并且“不能提得過高,提高容易降則難”。由此,隨著經濟開始全面恢復與發展,過去刻意抑制收入差別的政策得到適當“松綁”,不再是整體抑制分配,轉為要求“限高”。總體上,毛澤東在此期間更為關注的是農村及工農業協調問題,他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指出:“實行一定的按勞分配制度……能夠大大地鼓勵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要“逐步克服工業和農業……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之后,毛澤東進一步談到:“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將會影響工農聯盟的鞏固,故需通過合作化來“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亦即要確保收入、福利的增加和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以共同富裕為方向,既不使某群體遠遠落后,“處于貧困地位”,也不使某群體遙遙領先。

正是在這一時期,新中國制憲工作啟動。毛澤東指示中央領導層閱讀五類重要參考資料。其中,全面參考的主要是蘇俄憲法、蘇聯憲法和以羅馬尼亞、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為代表的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考察這些主要參考資料中有關勞動與分配的內容,可以發現:1918年蘇俄憲法第3條第6項規定“為了消滅社會中的寄生階層和組織經濟起見,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第18條規定“承認勞動為共和國全體公民的義務并宣布下列口號:‘不勞動者不得食!’”到了作為“完成了向社會主義過渡”之重要標志的1936年蘇聯憲法,相關內容得到進一步完善。其第一章“社會結構”中的第11條規定:“蘇聯之經濟生活,受國家所定國民經濟計劃之決定及指導,以期增進社會財富,一貫提高勞動民眾之物質及文化水準,鞏固蘇聯之獨立并加強其國防能力。”同章第12條規定:“按‘不勞動者不得食’之原則,勞動為蘇聯每一有勞動能力公民之應盡義務與光榮事業。在蘇聯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之社會主義原則。”第十章“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中的第118條(該章首條)第1款規定:“蘇聯公民有勞動權,即有權取得有保障之工作以及按其勞動數量質量發給之報酬。”就此,在蘇聯,“按勞分配”與新增加的“勞動是應盡義務與光榮事業”、“提高人民物質水準是經濟生活重要目標”等規定一道實現入憲。

以1936年蘇聯憲法為基礎,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緊隨其后,但也有自身特色。在毛澤東所稱“較新”的羅馬尼亞和波蘭兩國憲法中,1936年蘇聯憲法上述三條相關規定皆有所反映,并且無論內容還是所處章節位置都高度相似。而毛澤東所稱“較詳并有特異”的捷克斯洛伐克憲法和東德憲法雖然也有跟1936年蘇聯憲法相關規定對應的條文,但內容和所處章節位置均有差異。具體而言,這兩部憲法有關勞動報酬的規定較之蘇聯、羅馬尼亞、波蘭三國更為詳細。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憲法規定,勞動報酬應當合理、公平,勞動數量、質量和對社會的裨益等因素均應加以考慮;東德憲法則規定勞動報酬應是工作成果中對應的應得部分,并應考慮保障勞動者及其撫養家屬的適當生活。結合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國家(包括蒙古、保加利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不含越南、朝鮮)的憲法,可以總結出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有關勞動的如下規定:①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規定為發展經濟的重要目的;②將獲得與工作成果相對應的報酬規定為勞動權的重要方面;③規定“各盡所能”以及“按勞取酬”“不勞動者不得食”;④將勞動規定為“義務”或者“事業”。可以說,這四個存在共性的方面構成了新中國制憲在勞動與分配問題上的重要參考經驗。

然而,一如《共同綱領》,不久后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形成的《憲法草案(初稿)》并沒有出現“各取所值/按勞取酬”的表述,相關內容主要體現在第14條、第16條和第83條。目前公開的毛澤東對憲法草案的批語未涉及這三條規定,惟知第83條后段中“工資”后的“待遇”二字是根據劉少奇的意見所增。之后,在全國政協的憲法起草座談會、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等場合,均有人提及相關問題,甚至有人直言應增加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等內容。如農民代表羅祥根就表示:“由于……采用了按勞付酬的分配辦法,發揮了社員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工商界代表李燭塵亦稱,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人們只要“能夠掌握新的生產技術和新的管理方法,又能忠誠老實地為人民服務……必將……按貢獻的大小得到相應的報酬”。此外,在全國政協憲法起草座談會的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討論第16條之時,田家英總結稱“意見主要是關于報酬問題,有人提議寫出‘不勞動者不得食’、‘按勞取酬’等”,但我們認為這種“遠景的話……目前還不能寫”。劉少奇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時所作的報告(以下簡稱“《制憲報告》”)中也只是提及憲法擬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并未具體涉及有關勞動和分配的三個條文。于是,盡管有人在制憲討論過程中提出要納入按勞分配,但無論是《制憲報告》還是五四憲法,均未出現“各取所值/按勞取酬”的表述。五四憲法第15條和第91條僅僅規定了社會整體意義上的分配體現為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個人具體意義上的分配體現為改善工資待遇。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憲法并未在實質層面規定按勞分配原則。

五四憲法第15條把改進人民物質生活規定為國家經濟計劃之目的,顯然是吸收了前述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規定為發展經濟的重要目的”這一經驗。但其第16條未將勞動規定為“義務”,第91條亦只規定改善工資待遇,都沒有采納“將獲得與工作成果相對應的報酬規定為勞動權重要方面”和“規定‘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兩條重要經驗。究其原因,除了領導層對于按勞分配的認識尚不夠全面、存在“限高”思維等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或許在于當時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以及現實中比較緊張的勞動與分配形勢,故制憲者從實際出發自主決定不完全效仿他國經驗。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當毛澤東稱五四憲法“是以自己的經驗為主,也參考了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 他是將“以自己……為主”作為參考“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的前提條件。

(二)“按勞分配”正式入憲

盡管五四憲法沒有規定按勞分配內容,但在工業化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按勞分配的實踐探索已然展開。1956年4月初,李富春談到工資問題時表示:“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 “勞動得多,勞動得好,對社會貢獻大,就多得;反之,就少得”, “沒有差別或差別太小,都不能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然而,毛澤東同月底發表的《論十大關系》卻表示:工資應該“主要加在下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這反映出當時領導人對于勞動分配的問題認識不盡相同,其差異不在于是否主張實行按勞分配,而在于是放手實行按勞分配,承認多勞多得、優勞優得,還是為了防止兩極分化,繼續較刻意地抑制收入差別。盡管如此,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提出“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應當逐步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這意味著在國家憲法尚未規定的情形下,“按勞取酬”先在黨章中得到規定。

盡管如此,1957年,毛澤東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繼續表明他較看重的不是“按勞”而是“分配”:按勞固然是分配的標準,卻非唯一或者主要標準,因為分配要在更大的政策背景下統籌考慮,做到有所側重又能兼顧各方面利益。然而,隨著“大躍進”運動展開,實踐中出現極端平均主義的要求,毛澤東但談到:“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還不能破除。(因為)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因此,他隨后將一份中央文件稿中“最高工資可以等于最低工資的四倍左右”的“左右”二字刪去,加寫“或者倍數稍為多一點,總以既體現了按勞付酬,又不使差額過于懸殊為原則”。他還提出要研究解決一些人“認為多勞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個樣,抱著‘按酬付勞’的態度,積極性受到壓抑”的問題,并且公開對“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等做法提出批評。

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毛澤東提議干部閱讀斯大林所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以下簡稱“《教科書》”)。他在談前一本書時稱,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總體來說,“保留必要的差別,保留一部分多勞多得,在今天還是必要的”,而且對知識分子“仍保留高薪制”。在廬山會議對于張聞天相關發言(直接涉及按勞分配問題)展開批判后,毛澤東又圍繞《教科書》發表系列談話,其中有關勞動與分配的內容有兩點:一是肯定按勞分配,但強調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個人主義和貧富懸殊。他說:“(按勞分配)原則對”,但“徹底運用按勞分配”的“‘徹底’兩字,帶來個人主義危險”,故“(正確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二是強調不能只講按勞分配,而應將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結合起來。他說:《教科書》所稱“(使勞動者)的報酬以他的勞動數量和質量為轉移”值得肯定,但“物質利益……總不是唯一的原則……(尚有)‘精神鼓勵’原則”,并且還要講集體、長遠、全局的利益。同期,劉少奇也組織閱讀和討論了《教科書》,認識卻有所不同——毛澤東嚴格區分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認為后者就是進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但劉少奇認為這種理想教育還包括“工作做好了,物質利益就自然跟著來了”的物資刺激宣傳。

不過,到“文革”前夕,劉少奇已經不再將宣傳物質刺激作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部分,并將政治掛帥擺到物質刺激之前,從而愈益接近毛澤東此前的認識。然而,毛澤東的觀點又有了重大變化,轉來一篇有人主張“以后只搞精神鼓勵,不搞物質刺激”, “主要靠政治掛帥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講話,更在中央轉發該講話的文件中寫下按語:“我們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是靠工資、工分以外的物質獎勵,而是……靠政治掛帥……總之是靠人們的政治覺悟的不斷的提高。”由此,毛澤東要求全面突出政治掛帥,在工資等之外只實行精神鼓勵,“物質刺激”變為了貶義詞。

到了1970年,毛澤東在1954年時預判的修憲時間已至,他即提出召開全國人大會議和修改憲法。當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基本通過憲法修改草案后,他談到:“現在修改的憲法……是按我的意見寫的”。1973年9月,中共十大結束之后,毛澤東審閱同意發出準備召開全國人大會議的通知。1975年1月17日,《憲法修改草案》終于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獲得通過,其中仍可以找到與前述五四憲法三條規定相對應的內容,但都發生了不同程度變化。尤需注意的是,原第16條的內容移至第9條第1款,并且增加規定“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由此,“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分配原則正式載入我國憲法。換言之,七五憲法標志著“按勞分配”入憲。

前文已述,毛澤東對于按勞分配的認知是相當復雜且曾多次轉變的。也許正因如此,他在選擇讓“按勞分配”入憲的同時對之仍持有保留態度。比如在修憲前夕,毛澤東批評道:中國雖然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但“現在還實行……按勞分配……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故對于按勞分配等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修憲完成后,他依舊批評:新中國其實“跟舊社會差不多……(實行)按勞分配”。但無論如何,恰值馬克思寫作《哥達綱領批判》100周年之際,“按勞分配”終于載入了中國憲法。

三、浮曳:按勞分配的地位確立與迅速動搖

(一)七八憲法與按勞分配大討論

1977年初,《人民日報》刊文批評過去在勞動與分配問題上的錯誤言論與做法。隨后,中共十一大報告提出“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產主義勞動態度,在經濟政策上則要堅持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1978年2月,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將“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列為要點,并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都)必須堅持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既要避免高低懸殊,也要反對平均主義,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葉劍英所作的修憲報告也指出“要按照勞動者的勞動數量和質量來進行分配,要根據精神鼓勵和物質鼓勵相結合而以精神鼓勵為主的方針,對于做出優秀成績的勞動者給予表揚和適當獎勵”。隨后,會議完成修憲,確立七八憲法。

七八憲法(第9條、第10條、第48條)對前述七五憲法三條相關規定都有所變動。尤需提到的是,七五憲法原第9條第2款在七八憲法中獨立構成了第9條,而前者第1款(國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被移至第10條,并增加一款規定“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前提下,實行精神鼓勵和物質鼓勵相結合而以精神鼓勵為主的方針,鼓勵公民在勞動中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性”。應當說,在“按勞分配”經由七五憲法入憲之后,七八憲法繼續加以規定,起到了在憲法上進一步確立與鞏固其地位的效果。緊隨此次修憲,《人民日報》就發表多篇評論員文章,強調“憲法所規定的……按勞分配……決不是宣布一下就完了,而是每一條都要實行的”。

事實上,就在七八憲法形成前后,理論界先后舉行了四次“按勞分配問題討論會”。這場大討論產生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曾被鄧小平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同時加以肯定,被譽為“(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場大討論除了澄清按勞分配的不平等問題、明確其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緊密聯系之外,還提出了三個相當重要的觀點。第一,按勞分配與平均主義根本對立。有論者指出,平均主義“不是鼓勵先進,而是鼓勵落后,不是鼓勵勤勞,而是鼓勵懶惰,不是鼓勵干社會主義,而是鼓勵吃社會主義”。況且,哥達綱領批判》正是深刻批判了論敵所謂的“平等的權利”、“公平分配勞動所得”,馬克思還在《共產黨宣言》中痛斥了鼓吹“粗鄙的平均主義”的原始空想(也是反動的)社會主義,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論》中對于“激進派的平均主義社會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由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平均主義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第二,按勞分配收入不會成為資本,按勞分配也不會產生資本主義。有論者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工資只是“采取了工資的形式”,其與資本主義的工資根本不同,因為“工人的勞動力不是商品”, “工資,也不是勞動力的價格”。同時,盡管“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表面上類似于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多工資也多、勞動少工資也少”,但它們本質上相異,因為“一個沒有剝削,一個有剝削”。在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實行按勞分配的社會里,已經不具備產生剝削的條件。相反,倒可以說“按勞分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法寶”。第三,按勞分配不會引致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有論者稱:因為按勞分配的收入不會成為資本,加上“勞動者之間的天賦差別本來并不太大,而且,隨著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體育衛生事業的普及,勞動者在智力和體力上將要逐步得到全面的發展,勞動的差別不是越來越大,而會逐步地相對縮小”。故“按勞分配帶來富裕程度上的差別,總的趨勢也是在逐步縮小,而不是在逐步擴大”, “更不可能過分懸殊”。否則,這種“差別擴大到超出勞動者的勞動差別的程度”,那“就是違反了按勞分配原則”, “就已經不是按勞分配了,而恰恰是對按勞分配的破壞”。這些觀點富有啟發性,在當時大大深化了人們對按勞分配及相關問題的認識。

(二)八二憲法的相關規定與現實變化

七八憲法形成后不久,鄧小平便談到:要允許部分地區、單位和群體“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以“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到了1980年2月,在頭一年7月全國人大會議已經作了一定幅度的修憲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修改憲法第45條的建議,隨后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采納。這樣一來,七八憲法在短短兩年內再次發生變動,并且相隔僅半年。即使如此,這種局部修憲的結果仍不盡人意,鄧小平遂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考慮進行全面修憲,同時談到“提倡按勞分配,承認物質利益……決不是提倡各人拋開國家、集體和別人,專門為自己的物質利益奮斗,決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錢’看”。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之后九個多月,其秘書處主要研究了憲法結構等問題,專家學者意見、群眾來信和形成的多個討論稿都沒有直接涉及七八憲法有關勞動與分配的規定。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彭真隨即與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相關負責人談話,指出應當以五四憲法為基礎進行修憲,并且要符合《決議》的精神。于是,1982年2月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秘書處對于《憲法修改草案(討論稿)》的書面說明言及:由于擬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消滅了社會上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的現象,所以,將不再保留七八憲法第10條的“不勞動者不得食”規定;同時,因為與1954年的情況不同,我國現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故擬在此前憲法均有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的基礎上,增加規定公民的勞動義務,并據此修改和補充相關內容。4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基本形成《憲法修改草案》,有關勞動與分配的規定主要是:一方面,按勞分配規定本身的變動不大,第6條雖然擬刪去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均有的“不勞動者不得食”,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得到保留;另一方面,其他相關條文變化不小,尤其是第41條第1款擬擴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而此后三款既承接原來位于總綱的“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又進一步規定“逐步改善勞動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提高勞動報酬”、“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保護和獎勵發明”、“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等內容,并增加規定國家通過一系列方式“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發展社會生產力”,將此前憲法的“改善……工資待遇”或者“逐步提高勞動報酬”改為“提高勞動報酬”,以使“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得到較為切實的保證。

11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開幕,彭真所作的報告(以下稱作“《修憲報告》”)指出:伴隨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一項基本制度”,故在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均有作出規定的基礎上,再次將此肯定下來。與之相關,規定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應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既要使勞動者按照他們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得應得報酬,又要為他們發展才能盡可能創造條件。經過討論,12月4日完成修憲,形成八二憲法。最終通過的文本相較4月《草案》仍作了不少改動,使得相關規定更加完善。首先,第6條分作兩款,原后段變為第2款,并且其主語定為“社會主義公有制”,從而明確原主語“它”指代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表明按勞分配固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原則,但更根本地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體現。“消滅了人剝削人的制度”的“了”字被刪去,是在直接呼應序言所稱20世紀我國第三個翻天覆地偉大歷史變革中“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的同時,微妙地使不容許剝削成為了一種可能出現例外的原則。其次,原第22條變為第24條,并且分作兩款。其中的愛社會主義和接受共產主義教育,尤其是愛勞動和接受集體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可以視作是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在理論和輿論方面的重要條件,并因為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等被定性為應當反對的腐朽思想而從反面得到了強化。最后,原第41條變為第42條,并且突出了前述《修憲報告》的論斷:一方面,“改善勞動條件,加強勞動保護”必須立即著手,而“提高勞動報酬”固然要“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進行,亦應與生產發展同步;另一方面,對于勞動者要普遍“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更要給予獎勵),對于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者則同時要使其樹立國家主人翁的勞動態度。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可使勞動者既能按照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取得對應報酬,又能獲得比較充分的發展才能的條件,以達到“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所指的從思想上要求、從物質利益上鼓勵勞動者盡其所能。

八二憲法形成之時,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為“生產資料公有、消滅剝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重新恢復了八大黨章“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規定。同期,學界肯定了八二憲法第6條“有著巨大的作用和積極的意義”, 強調按勞分配不再像“剝削者社會那樣按照生產資料的占有份額,或者按照等級特權進行分配”,轉而將勞動作為分配的統一且唯一尺度,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快速推進,現實發生了變化: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所“產生的差別,是全體社會成員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后、有快有慢的差別……絕不是那種極少數人變成剝削者,大多數人陷于貧窮的兩極分化。”這表明,與早先學界關注按勞分配可以打破平均主義有所不同,此時領導層更注重按勞分配與“先富”戰略的緊密聯結。

1987年,鄧小平指出:之所以中國“發展過程中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因為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分配“會有差別”,但“目的是共同富裕”。以此為標志,按勞分配與“先富”戰略相聯結的重點,由此前的通過按勞分配實現“先富”,逐漸變為“先富”應當主要在按勞分配范圍內實現。換言之,同為強調按勞分配,原來的重點在于多勞多“得”,保證多勞即可多得,此時的重點則在于多“勞”多得,保證多得源自多勞,從而以勤勞致富為主。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并不要求所有制和分配的“純而又純”或者“絕對平均”,而是“要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在“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原則下,“收入,只要是合法的,就應當允許”,從而“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由此,按勞分配之外分配方式的存在及其地位得到明確肯定,其間的關系被表述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以下簡稱“‘主體—補充’表述”)。這標志著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一統天下”的局面正式成為歷史。從多勞多“得”、多“勞”多得迅速地發展到承認非“勞”所得和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正是按勞分配的地位發生動搖的表征。

四、沉移: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相對下降

(一)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邊緣化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前,江澤民提出:“先富”戰略“是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既要看到“非勞動收入對全體社會成員來說,機會是不均等的,與勞動收入的差距又容易拉大,因此……(應作出)必要的限制”,又要看到“只要遵紀守法,也難以暴富”。三年后,中共十四大報告繼續強調“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大會修改通過的黨章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按需分配”不再整體出現,惟“按勞分配”借由新增加的“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而得以保留。

然而,如下表1所示,到了1993年11月,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為標志,此前沿用的“主體—補充”表述正式更改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以下簡稱“‘主體—并存’表述”)所取代。這不僅是字面上的調整,而是明確提出了允許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并且將“兼顧效率與公平”改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此一來,非按勞分配方式就與按勞分配相提并論,在分配取向上則主張效率優先于公平。這表明“按勞分配為主體”雖然在規范意義上得到維持,但其相對地位已經在“其他/多種分配方式”地位上升的過程中弱化。不久后通過的《勞動法》,作為全面適用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之間的法律,在第46條第1款將本應只適用于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按勞分配規定為工資分配的一般原則。這一方面使該條款難以得到普遍遵循,乃至相當程度上淪為空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發生弱化之后,其本身亦趨于虛化,成為一種脫離原有背景與條件的、相對空洞化的概念。

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在“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基礎上繼續往前推進,這進一步提升和強化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地位,其范圍亦得到進一步清晰與擴張。1998年的有關論述則使得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地位不斷上升、作用持續強化,并凸顯其不僅區別于按勞分配,也區別于勞動所得。1999年,前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的)收益分配”又加入了“管理”這一要素,并且被歸入勞動所創造價值之外的“勞動創造的……貢獻”。同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表明公有制經濟內部也不再要求完全實行按勞分配。本世紀初,中共十六大報告中的相關表述標志著按勞分配被歸入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使按生產要素分配進一步強化,按勞分配原則進一步邊緣化。

表1 1993年至2002年間部分重要文獻中按勞分配相關論述表

時間 

文獻名稱

論述內容

影響

1993年11月

《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按勞分配主體地位弱化

1994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

“工資分配應當遵循按勞分配原則”

按勞分配本身虛化

1997年9月

中共十五大報告

“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并且,實施“先富”戰略應當包括“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按勞分配本身更加虛化,其主體地位愈益弱化

1998年12月

《二十年來我們黨的主要歷史經驗》

“把按勞分配、勞動所得,同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結合起來”

1999年8月

《加強技術創新》

“認真貫徹落實績效優先、按勞分配和兼顧公平的原則,實行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使……收入符合其勞動創造的價值和貢獻”

1999年9月

《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國有)企業內部(一方面要)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適當拉開差距,(另一方面也要)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

2002年11月

中共十六大報告

“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按勞分配整體趨于邊緣化

(二)1990年代兩次修憲與按勞分配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三大報告提出“主體—補充”表述后,就在學者肯定“(八二)憲法只寫了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現在……(報告)進一步(將其)具體化為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多種分配方式”的同時,國務院提出包括“在第6條關于按勞分配的規定中,增加允許其他分配方式的規定”在內的七條修憲意見。惟因“爭論得很激烈,最后只接受了兩條”(后經由1988年修憲成為八二憲法的頭兩條修正案),對第6條的修改未在其中。不過,在前述按勞分配原則明顯趨于邊緣化的1990年代,八二憲法所進行的兩次修改,仍都不同程度地與按勞分配規定存在關聯。

中共十四大閉幕后不久,喬石在紀念八二憲法頒布10周年大會上表示:“(現在一方面)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對憲法的某些規定作必要的修改和補充。(另一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很好地運用解釋憲法的職能,對憲法實施中的問題作出必要的解釋和說明,使憲法的規定得到更好的落實。”兩個月后,中共中央提出《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涉及憲法序言第7自然段及七個條款(包括第42條第3款),與勞動與分配有關的四條規定中的另外三條(第6條、第14條、第24條)并未納入建議修憲的范圍。一個月后,中央提出《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正文部分也沒有涉及這些條款。然而,該補充建議附件二的末尾對于“在征求意見和討論中,有的地方或單位還提出了另外一些修改意見”中未獲采納的五點意見進行了簡要說明”。其中,第2點是:“有的提出,憲法第6條第2款關于按勞分配原則的規定修改為‘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經過研究,中共中央認為)憲法第6條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并不排除按勞分配以外的其它分配方式。(對此,)必要時可作憲法解釋。”于是,盡管第6條關于按勞分配的規定終究未在1993年修憲時修改,卻十分罕見地由中共中央提出了“可作憲法解釋”。

到了1998年4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選舉產生后不久,李鵬談到“憲法要修改”,除了“把鄧小平理論寫入憲法”, “還(應該)有其他方面的內容”。半年后,他匯報的主要修憲內容包括擬規定“按勞分配為主、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原則”。當年12月,江澤民向黨外人士征求修憲意見,指出“把鄧小平理論的指導思想地位……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都要)提升到憲法的高度”,獲得了普遍贊同。隨后,李鵬聽取專家學者的意見,也談到近年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作出新的認識”,故“(相關)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憲法上有所反映”。不過,根據記述,在場有法律界人士“不主張寫‘按勞分配’那一段話”。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完成修憲,第十四條修正案將憲法原第6條的兩款合為一款,然后增加一款“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由此,在1988年國務院提出的七條修憲意見中的其余六條均已得到接納之后,對按勞分配規定的修改最終得以落實,成為了現行憲法第6條,至今再未發生變動。

之所以1993年修憲沒有采納將“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改為“實行按勞分配為主,其它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的意見,后來亦未對憲法第6條第2款作出解釋,而是等到1999年直接修改,原因在于早前缺乏憲法解釋的“必要”,后來卻發展到很有“必要”修改憲法。具體而言,如前所述,1992年,中共十四大報告依舊沿用“主體—補充”表述。一方面,這已經開始落后于實際——事實是,1993年修憲后八個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新提出了“主體—并存”表述。另一方面,當時憲法第6條第2款規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被認為一定程度上能夠與“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制度”相容。故在1993年3月修憲之后、當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理論上確實存在對按勞分配規定進行憲法解釋的空間與時間。然而,這種空間不大不小,時間更是稍縱即逝——當經過了十四屆三中全會,不僅是“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變為了“多種分配方式并存”,而且“允許屬于個人的資本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以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也獲得確立。于是,以此作為轉折點,按勞分配及其主體地位相對邊緣化,憲法解釋便既無可能,也不必要,相關規定的修改則成為必然。由此,或許可以對前述1999年聽取法律界修憲意見的座談會上“不主張寫‘按勞分配’那一段話”的專家學者之考慮做一點推測:在按勞分配相對地位持續性下降、分配格局深刻調整的背景下,由于預感“主體—并存”表述有可能不久也要“落后于形勢”,故而反對當時就將這種表述寫入憲法,以致很快又要修改,或是根本上反對憲法再規定這種易于變動的經濟制度。

五、代結語:按勞分配原則浮沉的反思與勃興之道

目前,常見憲法學教材關于按勞分配的介紹與探討在很大程度上趨同且陳舊。這固然是因為憲法第6條的修改發生在1999年,此后便再無更改,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則在于按勞分配作為憲法原則在相當長時期以來較少獲得關注,以至于前述中共十六大報告即已正式提出并被十七大、十八大報告沿用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至今未在憲法學教材中得到反映。更重要的問題是:一方面,憲法學教材脫離現實地認為“按勞分配為主體”是指“在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的按勞分配收入在個人收入總額中占主體地位”和“整個社會分配方式的主體是按勞分配”。另一方面,有經濟學者則直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按勞分配“實現的條件……不完全具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就更難以實現了”, 即我國其實一直未能也難以具備那種“實行按勞分配的‘馬克思條件’”。可是,直至今日,經濟學界指出辨明按勞分配主體地位含義須以“明確參與按勞分配的勞動者有哪些”和“明確按勞分配的分配對象是什么”等作為條件,這依然只是揭明了人們對于按勞分配的參與者、對象這些基本內容尚且缺乏清晰認識的窘況,但并沒有從正面提出如何準確定義按勞分配及其主體地位并加以實現的方案。

盡管如此,本世紀初以來,按勞分配原則的主體地位出現了復蘇的趨向。如下表2所示,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堅持十六大精神的同時,將“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恢復置于“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之前。而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的論述,又在形式上適當恢復了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中共十七大報告更是調整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界定和新增了提高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比重的要求,中共十八大報告延續了這些提法。十九大報告則突出強調“堅持按勞分配原則”。這些政策話語體現了通過再次強調和重新詮釋來使按勞分配主體地位回升的努力,但效果尚不顯著,故近年的語言社會學研究仍客觀指出“按勞分配”(以及“多勞多得”)屬于當代主流話語中的“隱退詞”。

表2 2003年至2012年間部分重要文獻中按勞分配相關論述表

時間

文獻名稱

論述內容

影響

2003年10月

《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完善“主體——并存”表述的分配制度,“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

按勞分配及其主體地位有所回升

2004年9月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

正確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系,(一方面)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另一方面)注重社會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人共同富裕

2007年10月

中共十七大報告

堅持和完善“主體——并存”表述的分配制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

2012年11月

中共十八大報告

完善“主體——并存”表述的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17年10月

中共十九大報告

“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

總結全文,從1875年馬克思提出按勞分配概念,到1919年至1922年初被中譯為“各取所值”,從新中國成立前后一段時期內有意無意忽略按勞分配,到中共八大黨章出現“按勞取酬”,從1958年在概念上確立“按勞分配”,到毛澤東由總體肯定按勞分配變為加以貶抑,從1978年前后展開按勞分配大討論,到按勞分配及其主體地位在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相對邊緣化,按勞分配的概念在傳入中國的百余年間歷經數度浮沉。與此同時,作為憲法規范,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歷經了多次起落:從未能納入《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到1975年實現入憲,從七八憲法和八二憲法繼續加以規定,到1988年首次修憲時即已納入考慮的范圍,從1993年修憲時被認為可以進行憲法解釋,到1999年修憲時被修改。嚴格而論,這些起落浮沉,主要是概念史,而非實踐史。一直以來,按勞分配更多是作為一個憲法概念,而不是作為一項憲法制度并得到落實。

然而,在中共十九大報告重申的“堅持按勞分配原則”要求之際,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作為憲法規范的按勞分配原則。告別了曾經誤以為是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計劃經濟之后,如今的中國已不再追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單一的按勞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本身都未被“拋開”,而仍然構成我國現行憲法的重要內容。晚近研究也在不斷揭示:按勞分配是社會市場經濟內涵的組成部分。只有在回溯歷史、梳理變遷的基礎上,方能辨知按勞分配起落浮沉的原因所在,從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背景下,對癥施藥、推陳出新,探索推動按勞分配的中國式勃興。本文期望成為這場探索的一個起點。

注釋:
近年經濟學界的相關探討可見魏眾、王瓊:“按勞分配原則中國化的探索歷程——經濟思想史視角的分析”, 《經濟研究》2016年第11期,第4-11頁。
參見中共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0-365頁。
本文所稱分配原則一般指狹義分配原則,即不包含“各盡所能”;反之,稱為廣義分配原則。
參見中共中央編譯局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頁。
同上注,第195-196頁。
參見中共中央編譯局編:《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8頁。
參見黃琨:“也談‘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提法的由來”,載《學習時報》2006年8月7日,第3版。
參見若愚:“無政府共產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載《每周評論》第18號(1919年),第2版。
參見張聞天選集傳記組編:《張聞天文集》(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并見高放、龔育之:“關于‘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來歷”, 《理論前沿》1998年第9期,第5頁。
參見李良明等編:《惲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3-394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頁。
參見李致寧編:《鄧中夏全集》(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164頁。
該部分后來獨立成篇,被命名為《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當前通用版本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頁。
可見東北書店編:《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552-553頁。
同期,周恩來亦曾談到:不管具體情況“機械地平均分配”反映了“一種不正確的平等觀念”。這一說法也主要是針對平均主義之“機械”,而非平均主義本身。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9、467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109頁。
參見毛澤東:“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載《人民日報》1951年7月19日,第3版。
參見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編:《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5-96頁。
因此,斯大林對于社會主義社會分配原則的概括在該時期被譯為“按勞取酬”。參見中共中央編譯局編:《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頁。
參見張仲實:“關于‘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載《人民日報》1958年12月20日,第7版;林陵:“從‘按勞分配,按需分配’的正譯想起的”,載《人民日報》1958年12月25日,第8版。
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各單位代表主要發言”,載《人民日報》1949年9月24日,第2版。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203、287、289頁。此前,尚在地方工作的鄧小平已經談到:目前“工商情況開始好轉,即不應再去降低工人生活”,就是說,“今后仍應防止提出過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糾正……忽視工人福利的思想”;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1頁。
同上注,《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37頁。
第一類是1936年蘇聯憲法及斯大林的報告;第二、四、五類分別是1918年蘇俄憲法,1913年天壇憲草、1923年曹錕憲法、1946年蔣介石憲法,1946年法國憲法;第三類是羅馬尼亞、波蘭、德國、捷克等國憲法,并特別標注“見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該書所輯各國憲法大同小異,羅、波取其較新,德、捷取其較詳并有特異之點,其余有時間亦可多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0-321頁;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438頁。
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選取民國時期有關憲法(文件)和1946年法國憲法的原因分別僅在于能夠“代表內閣制、聯省自治制、總統獨裁制三型”和“較進步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內閣制憲法”。
參見《人民日報》圖書資料組編:《憲法問題參考文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9-182頁。
參見何華輝:《比較憲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頁。
參見《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蘇聯憲法(根本法)》,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版,第47-48、73頁。
據此,1918年蘇俄憲法“第一次規定了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種說法(如胡錦光:“關于世界近現代的立憲概況”, 《學員之家(法律版)》1986年第3期,第56頁)恐怕有誤。
參見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編譯室編:《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4-216、227、196-197、204頁。
同上注,第61、68-70、98-99、145-149頁。
參見韓大元:《1954年憲法與中國憲政》,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3、443頁;亦可見韓大元:《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94、503頁。需要指出的是,與原始材料(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編:《憲法草案座談會各組召集人聯席會議對于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453-456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頁。
韓大元,見前注, 《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第130-132頁;“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關于憲法草案和報告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17日、18日,均為第2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關于政府工作報告的發言”,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26日、27日,均為第2版。
韓大元,見前注, 《1954年憲法制定過程》,第130-132、169-171頁。
第15條:“國家用經濟計劃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造,使生產力不斷提高,以改進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鞏固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第16條:“勞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的事情。國家鼓勵公民在勞動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第9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國家通過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逐步擴大勞動就業,改善勞動條件和工資待遇,以保證公民享受這種權利。”
制憲前夕,劉少奇多次就北京工人“為福利、獎金或工資問題波動甚大”, “天津工人勞動紀律情況以及各地工人罷工或者來京請愿”等情況作出批示,要求反對曠工及裝病缺勤等行為和“不得亂增工資”。同期,毛澤東也批示同意國營企業不進行普遍工資調整,并取消年終雙薪(或者獎金)等。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29、54、125、23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291頁。
可資佐證的是,越南、朝鮮當時亦未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故《人民民主國家憲法匯編》所收錄兩國憲法的相關規定也都較少體現那四條重要經驗;正因如此,前文未將它們納入總結范圍。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6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502頁。
參見《李富春選集》編輯組編:《李富春選集》,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2、449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6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第10頁。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簡本)》, 2000年印,第25-26、30、41頁。
參見《張聞天選集》編輯組編:《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第13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第283-285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第133-134、148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388-399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61、574頁。
毛澤東彼時表示:“我們……(要)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這個憲法就是為這個目的而寫的。”而“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9-330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505-506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335、337頁。
同上注,第413頁。因此,有論者評述:“七五憲法第一次將‘按勞分配’原則寫入憲法,但并不表明國家鼓勵按勞分配”。參見甘超英:“新中國憲法財產制度的歷史回顧”, 《中國法學》2010年第4期,第145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見前注,第621頁。
參見評論員:“廣泛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載《人民日報》1977年3月24日,第2版;社論:“抓綱治國推動國民經濟新躍進”,載《人民日報》1977年4月19日,第1版。
參見評論員:“堅持貫徹按勞分配政策”、特約評論員:“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特約評論員:“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載《人民日報》1978年3月27日、5月5日、9月28日,均為第1版。
有論者后來談到:當時“出現了兩場爭論,一場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另一場……是關于按勞分配問題”, “實際上,這兩場爭論都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參見朱佳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若干情況——我所知道的十一屆三中全(上)”, 《黨的文獻》1998年第6期,第30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360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1949-1978)》(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3頁。
評論員,見前注,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參見朱元珍、范茂發、張國福:“平均主義決不是共產主義”,載編輯部編:《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經濟學界1978年第四次討論會發言匯編》,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74-177頁。
參見蘇紹智、馮蘭瑞:“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載《人民日報》1977年8月9日,第3版。
參見編輯部編:《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經濟學界1977年三次討論會發言匯編》,三聯書店1978年版,第80頁。
參見曾牧野、丁家樹等:《按勞分配與四個現代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頁;同上注,第56-63頁。
參見嚴實之:“堅持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載《人民日報》1978年2月27日,第3版;評論員,見前注,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152頁。同期,陳云亦表示:“(為了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數達到中等,少數可以先富起來”;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頁。
同上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7頁。
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369-373、378-384頁。
《決議》提到要完善憲法,并指出: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可是,我們過去常將經典作家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以致“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想當然地,)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
參見《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9-1440頁。
許崇德,見前注,第388-390頁。
第6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第24條:“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4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國家通過各種途徑,創造勞動就業條件,加強勞動保護,改善勞動條件,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提高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勞動是一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的光榮職責。國營企業和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都應當以國家主人翁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勞動。國家提倡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
修憲后,有論者專門介紹第6條“分成兩段了”,并回憶為了將“它”字修改得確切,“反復搞了好幾天”。參見肖蔚云:《論憲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頁。
早前討論時,費彝民、胡子嬰、劉瀾濤在應然意義上主張不能容許剝削,王震則在實然意義上認為少量剝削不可避免,而彭真主張在消滅剝削前面增加“基本上”。鑒于此,楊尚昆提出:我們要有不容許剝削的原則,否則就不是社會主義了,至于具體的政策怎樣定,那是將來另行處理的事。參見許崇德,見前注,第425頁。
肖蔚云,見前注,第250、421頁。
參見法學教材編輯部《憲法學》編輯組編:《憲法學》,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299頁。
之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更是明確將“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與“落實……先富起來的政策”相提并論。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255頁。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頁。
事實是,胡喬木此前曾談到:我們近年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發生重大變化,像按勞分配就相對于《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設想,“其實質再三改變”,突出表現為承認了“非按勞分配仍有存在的需要”。參見《胡喬木文集》編輯小組編:《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5頁。
除了根據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于2009年8月27日通過的《關于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 《勞動法》第92條引用刑法時的表述作了修改之外,該法二十年來并未作其他修改。這種長期不變,也許不僅由于《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發揮了補充或替代作用,也恐怕是因為《勞動法》本身的部分條款缺乏實效,以至于無甚必要加以修改。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頁。
同上注,第399頁。
參見許崇德:“十三大對憲法理論和實踐的偉大意義”, 《法學雜志》1988年第1期,第2頁。
參見田紀云:《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頁。
參見《喬石談民主與法制》編輯組編:《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下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7頁。
參見李鵬:《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上冊),新華出版社、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55頁。
參見“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征求對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意見”,載《人民日報》1999年2月1日,第1版;同上注,第257-258頁。
參見“李鵬主持召開修改憲法征求意見座談會聽取法律界經濟界專家學者修憲意見”,載《人民日報》1999年2月2日,第1版;李鵬,見前注,第259、262頁。
1988年未獲接受的五條意見中的另外四條均已在1993年修憲時獲得采納,成為第三和第五至第八條憲法修正案。
可能由于憲法第6條的修改過程比較曲折,有研究者誤稱1982年之時憲法就“規定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形式”。參見張晉藩:《中國憲法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頁。
1993年底,有論者稱:“憲法規定的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可解釋為,在公有制中實行按勞分配,其他所有制形式中可以不實行按勞分配,允許其他分配形式。再說憲法只規定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原則’,這個‘原則’下,也不排除其他分配方式存在。”參見蔡定劍、劉星紅:“論立法解釋”, 《中國法學》1993年第6期,第42頁。
該時期學界對于修改憲法中分配規定的共識,可見許崇德、胡錦光、王叢虎:“1998年憲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法學家》1999年第1-2期,第27頁。后來學界對此的肯定,可見肖蔚云,見前注,第988-989頁。
事實是,此后不久又提出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以至可以大膽推測,如若修憲發生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或許更可能采用新的表述。
關于如何看待憲法經濟制度規定的頻繁變動問題,筆者此前曾經作過探討。參見李響:“我國憲法經濟制度規定的重新審視”, 《法學家》2016年第2期,第109-112頁。
參見蔡繼明:“從按勞分配到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分配制度演變與分配理論創新”,載柳欣、張宇主編:《政治經濟學評論(2008年卷·第2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86頁;并見蔡繼明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爭論和發展”,載《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第3頁。
參見周為民、陸寧:“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 《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第7頁;魏眾等,見前注,第5頁。
參見王婷:“‘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含義辨析”, 《經濟學家》2013年第7期,第22-23頁。
同期,胡錦濤亦談到要“更好地處理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實行多種分配方式的關系”。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胡錦濤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1-292頁;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6年1月18日,第2版。
參見陳志宇:“當代漢語變遷與中國社會發展——基于漢語變化的實證研究”,武漢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0頁。
參見鄧肄:“公民經濟自由在中國憲法中的重新確立”, 《北方法學》2017年第4期,第54頁;徐漢明:“習近平社會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法學雜志》2017年第10期,第24頁。
參見韓大元:“中國憲法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范結構”, 《中國法學》2019年第2期,第22頁。
作者簡介:李響,法學博士,暨南大學法學院講師。
文章來源:《中外法學》2019年第5期
發布時間:20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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