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憲法
——在廣州中山大學法學院演講
作者:張君勱  

前幾天鄧院長要我講憲法問題。我從前本是最熱心憲法的,現在卻完全冷下來而不敢談憲法了。所以對于鄧院長本不能應命,后來固辭不獲,只得以“憲法之前提”為題來和諸君討論。為什么我對于憲法,會從那樣的熱心,變成今日的冷淡?其中原因,就可求之于今晚所講的“憲法之前提”中。

在日俄戰爭以前,我正在日本念書,其時正是中國要求憲法最緊張的時候。等到日俄戰爭后,俄國亦變為憲法國,當時大家認定日本人能戰勝俄國的原因,在于日本是立憲的國家,俄國是專制國家。我當時已經很注意日本的憲法,尤其注意日本憲法起草者伊藤博文。雖然說日本之所以勝俄,立憲是一種關系,但是對于日本憲法,究竟不能滿意,因為日本的憲法是以天皇大權為基礎的。

除日本憲法之外,當時大家所學習的,還有英美及大陸諸國的憲法。英國是不成文的憲法,非他國所能效法。至于美國,是由邦聯而進為聯邦國,中間在菲勒特爾菲亞,開過一次憲法會議,由各州代表集議而成。其代表中主張增加中央權力和國家的統一性的為哈米爾頓(Hamilton)、邁迭生(Madison)等,在憲法會議時辦了一個雜志,名《聯邦國》(The Federalist),專討論中央與各州的權限問題。我當時讀到這種雜志,使我感覺到幾個少數人,能左右一國的大法,我們遠東的青年,為什么不應該努力呢?總之,憲法起草者的工作,這時候都深鐫在我的腦中。

民國元年(1912)底,我去德國留學,去國既遠,自然對于中國的憲法運動,無法參加,但還是研究政治、經濟這類學問,所以也注意到德國憲法、文官制和地方自治等問題。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拋棄學校功課,專留心各國戰況,曾由德去英,留半年之久。1915年秋,洪憲帝制發生,我由歐洲趕回來,加入倒袁之役,大約回國后四個月,洪憲便倒了。當時國內恢復國會,并預備完成憲法,國會中關于采用孔教來做教育本旨一條,鬧了一頓,后來因德國宣戰事起,全國注意點由憲法而移到宣戰問題。當時有一部分人,主張借對外宣戰的機會,以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取得平和會議中的發言權,這種希望是源于意大利之加富爾參加俄土之戰的先例。不料因此問題,反釀成復辟運動,接著又是打倒復辟,憲法工作的進行,因此擱置,國會也就解散了。

歐洲休戰將成之日,我又到歐洲,正值俄、德兩國革命之后,1919年在瑞士買了一本蘇俄憲法,我連瑞士山水都不去游覽,趕快把俄憲法翻譯出來。德國于1918年革命,不及一年,德憲宣布,當時我有點感觸,就是中華民國成立已經七年,還沒有憲法,而德國革命后不到九、十個月,憲法便完全成立。德國起草憲法時,國內情形非常紛亂,有共產黨,有君主黨,又有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贊成了,而君主黨反對,對于憲法的進行,困難到極點,但是德國的憲法究竟還能在幾個月內成功,這種情形,在中國真是望塵莫及了。

1922年回國,我個人興趣又不在憲法方面,而轉入哲學問題。其時上海七個職業團體發起之國是會議,議決起草憲法,他們以為中國成立了好幾年,憲法還沒有成功,何妨擬定一個憲法草案,以供國人參考。議定之后,由我和章太炎先生任起草之責,當時我主張采用內閣制,太炎先生主張采用瑞士的委員制,我先擬了一份內閣制的憲法,后來太炎先生強迫我再擬一份委員制的憲法,我礙于情面,又起草了一份,我一個人在兩周間起草了兩份憲法,我自己也覺得好笑。后來我著了一本書名《國憲議》,內中有一封致太炎先生的信,申述我不贊成采委員制的理由。我對于憲法的興趣,從此便告一結束。

我為什么改變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在于“憲法之前提”問題。憲法為全國上下共守的公法,在未實行前,一定有許多基本條件,即所謂前提,前提具備后,憲法才能運用,前提未立,又何從談憲法?中國現在要談憲法,必得要顧及以前制憲的歷史,否則,還是失敗。

憲法之前提,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政府,一方面是人民,最要緊的,還靠人民的能力。

第一,從政府方面說,中國人太聰明,因為太聰明,紙上的黑字,實在不夠拘束他們,無論條文如何的束縛,他總有他的巧妙方法來遁逃于憲法之外,所以猶之乎紙上畫刀,絲毫無補。中國人有句老話,叫“舞文弄法”,這的確可以表現中國國民性。(甲)民國元年南方政府已經成立,于是以總統一席為條件,促袁世凱接受共和,袁且宣誓贊成,后來怎樣呢?民元時南方促其就職,派蔡元培往迎,袁不愿南下,乃令曹錕在北方兵變,即藉口不到南方。(乙)袁當政后,屢與國會沖突,即為閣員通過問題,一次提出后,不能通過,二次再提出,還不能通過,袁即以署理或以次長代理的形式任免閣員,憲法上的限制,可以規避。(丙)還有一件事,民國六、七年間又鬧預算問題。照憲法的規定,預算是由政府編制,提交國會,當時政府很不愿意做這件事,因為這樣一來,政府便不能濫用,而且當時也編不出收支適合的預算案。國會再三質問,政府無法,便將各部用賬,一齊送交國會,令國會編預算案,國會如何能編得出?政府乃大加恐赫,謂預算案再編不出,即軍餉不能發給,軍餉不能發給,便有兵變之虞,結果,國會只有置之不問。以上三件事都是證明中國人會弄法。議會中最重要者在牽制與平衡之原則(check and balance),意即互相監督之意,然如果各不相下,便無辦法。所以必須在牽制與平衡之原則下,能互相合作,才能運用。

第二,從人民方面說,關鍵更為重大,因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翁。歐美政治之好,不在政黨領袖,而在國民的本身好。英國人民看到政府不好時,即起來反抗,所謂反抗,并不是革命,而是要求選舉,因為各人可以自由擁護各黨。這樣情形,中國人能做到嗎?中國人窮,不識字,即使教他選舉,又有何用?人到窮極的時候,哪會對政治有表示?人總得要先養后教,既不能養,又何能教?所以這是中心問題,也就是中國憲法之前提的中心問題。談到中國人之普通現象是:

(一) 愚蠢。中國愚昧的人占多數,不識字的文盲,較其他國家為多,平民教育,至今空有其名,尚未能實行。我們在立憲大運動之前不設法去其愚昧,而令其參加政治,令其運用政治,豈非笑話。

(二) 中國人默然無動、消極、膽怯。譬如兩人互毆,因而涉訟,路人決不敢出而證其是非曲直,在這樣情形之下,何能實行憲法?因為是非的標準,必得人民自動參加,才有價值。這種膽怯、消極,換句話說,就是缺乏公的精神(lack of public spirit),如何可以施行憲政。即以滬上綁票而論,看見人被綁,固然不敢聲張,而被綁者的家屬,總是秘密拿錢贖回,而不敢報告官廳,因為一報告官廳,反而于被綁者有害,這樣一來,即不啻去保護犯人,使其格外橫行無忌,這種精神與西洋卻相反。彌爾(J. S. Mill)曾說過一段很有價值的話:

“人民茍不能與法律或政府機關合作,以防制犯罪人,他們所能享受的自由,便極有限。如果一個民族,但情愿庇護他人,不愿以犯人報告官廳,或者像印度人對于搶劫者,不但不提出證據來告發他,而且佯為不知地替他隱匿,或者像歐洲許多國家,一直到現在,看見殺人的人,仍然以為這是警察的責任,謂此事與己無關,還是以不干涉為妥……這種種情形,政府自然流于專制,人民不能輔助法律,可以說文明生活的基礎,便無所寄托了。”

但是中國雖缺乏公的精神,對于公事無勇氣,反過來看,幫朋友,幫小團體,又很熱心,這是因其有個人利害的原故。這種為私則熱心,為公則膽小,于國家何補呢?

(三) 獵官運動。中國人對于獵官很熱心,獵官運動本來是日本名詞,獵是有攫取的意思,如果國家有文官制度,則文官自有保障,所以文官制度與國家政治的清明,有密切關系。英國人并且最恨政府多設機關,因為多設機關,人民便必須增加擔負,至于大陸方面則稍異。彌爾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獵官運動是一種野心,在英國人可以說絕對不流行的,除少數服務政界外,英國人的觀念,自有其求生之途徑,或經營商業,或從事于職業。英國人最不愿意以政黨或個人來爭取官階,至于增加公共機關,在英國人看來,沒有旁的事再比它更討厭。至于大陸方面的國家則異乎是,他們寧愿多加賦稅,而絲毫不愿意減少他們自己或他們的親戚求位置之機會,在他們看來,所謂節省經費,不是要裁汰機關,而是一部分人的薪水之裁減,由他人薪水的裁減,自己可以分潤一點。”

西班牙、南美洲也都希望獵官,因而常常希望政府變動,因獵官運動而南歐常發生內亂和革命。

那么,照這樣說來,中國在這樣情形之下,能實行憲法嗎?諸位正在興高采烈的研究憲法,我也決不來掃諸位的興,但是中國何日才有希望呢?我以為中國在現狀下求憲法空文,其結果愈糟,中國以后非要無所利圖的求國家進步,政治是不會好的。從前人民彼此之間的“你是你,我是我”的觀念太強,現在交通既便,各省人民之意志,容易融洽,還有因交通便利之故,語言容易統一,與其說以注音字母統一國語,不如說交通為統一國音之利器。并且國內雖然連年內戰,而在學術上、智識上,總算有了進步。況且我們還請到一位教書先生——日本帝國主義——雖然他取去了中國四省,但在無形中卻喚醒了酣睡的同胞,打破了國民的漠然無動和消極的性質。我以為有了好的人民,自然就會有好的政府,我希望全國上下注意于四萬萬人都有飯吃,有衣穿,能識字,能有智識,人民正如造房子的地腳,有了地腳,自然會有房子,我所以不談憲法而注意國民身上,其原因即在此。

在座諸君對于這次憲法草案,都很有興趣的去研究它,我也不愿太掃諸君的興會,所以說了“憲法之前提”這樣的一個題目,作為諸君的參考。

作者簡介:張君勱(1887-1969),政治家、哲學家、憲法學家。
文章來源:《再生雜志》1934年第2卷第9期。
發布時間: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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