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訴舟山市公安局其他行政行為案
 

浙 江 省 高 級 人 民 法 院

行政判決書

(2016)浙行終202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住所地舟山市新城千島路99號。

法定代表人蔡步雄,局長。

委托代理人陸偉偉,舟山市公安局工作人員。

委托代理人虞軍軍,上海瀛泰(舟山)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胡某,男,現住舟山市普陀區。

胡某訴舟山市公安局其他行政行為一案,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7日作出(2015)浙舟行初字第41號行政判決。舟山市公安局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訴。本院于2016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并于同年5月4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舟山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陸偉偉、虞軍軍,被上訴人胡某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認定:2015年3月12日,中共舟山市委組織部、舟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2015年舟山市各級機關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及相關招考計劃。原告報考了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人民警察1 ”職位,并先后通過了筆試、體能測試、面試和體檢,列入《舟山市市級機關考試錄用公務員入圍考察人員名單(一)》。其后,原告提交了政審材料并簽署了《承諾書》。2015年6月12日起,被告組成考察組對原告進行考察政審。2015年6月16日,被告對原告作出《考察結論告知書》,認為在考察政審過程中,發現原告大伯胡某某因犯罪正在服刑,故根據《浙江省公安機關錄用人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第(九)項“配偶、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中有曾被判處死刑或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之規定,對原告的考察結論定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人民警察),并告知救濟途徑。該《考察結論告知書》于同日送達原告。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另查明,原告父母于2004年11月16日協議離婚,根據離婚協議約定,原告隨其母親生活。

原審法院認為,根據《公務員法》第二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招錄機關根據考試成績確定考察人選,并對其進行報考資格復審、考察和體檢。參照《公務員錄用規定(試行)》第二十四條規定,招錄機關按照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的規定,根據報考者的考試成績由高到低的順序確定考察人選,并對其進行報考資格復審和考察。故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作為招錄機關,依法負責本轄區內人民警察的錄用考察工作。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意見,本院對本案的審理重點歸納并評析如下:

一、關于被告作出被訴考察結論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原告認為,根據《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暫行規定》)第四條規定,其大伯并不屬于對其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實施細則》對“近親屬”定義的擴大侵犯原告合法權益,假釋不屬于《實施細則》規定的“正在服刑”,故被告所作出的原告不宜被錄用為人民警察的考察結論是錯誤的。被告認為,其作出被訴考察結論,系由于原告大伯因犯罪正在服刑,故根據《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第(九)項之規定,對原告作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人民警察)的考察結論。本院認為,參照《公務員錄用規定(試行)》第二十四條規定,招錄機關按照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的規定,根據報考者的考試成績由高到低的順序確定考察人選,并對其進行報考資格復審和考察。據此,浙江省公安廳、原浙江省人事廳有權就我省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該《實施細則》對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的規定是否具有合法性問題。原告認為,其父母于2004年11月協議離婚后,其一直與母親共同生活,故大伯對其影響不大;《實施細則》對于“近親屬”定義的不合理擴大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權益。被告認為,《實施細則》根據人民警察職位的特殊性質,增設與該職位相關的、有別于一般公務員的政治資格條件,并納入政審標準,并不屬于歧視性規定。本院認為,《暫行規定》系在《公務員法》頒布施行之前,由公安部政治部制定,雖其并非由《公務員法》規定的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制定,但《暫行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規定適用于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在該規定目前仍有效的情況下,應具有指導全國各級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的意義。且從規定的內容上看,該規定第四條已明確將考核和政審的范圍限制在直系血親和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其對考察對象考察范圍的界定更符合國家機關招錄公務員公平性、正當性原則的要求,更符合社會文明的發展趨勢,盡可能減少了因親屬的情況對考察對象不合理的牽連。《實施細則》是在《公務員法》實施之后由浙江省公安廳、原浙江省人事廳制定的,規范我省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的規范性文件,該《實施細則》在界定對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時,不應超越《暫行規定》的相關規定。至于被告辯稱《實施細則》對“近親屬”直接下定義是為避免對《暫行規定》中“重大影響”旁系血親的認定可能產生的歧義,在實踐中更具操作性一節,本院認為,《實施細則》作為全省范圍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的依據,在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的界定上,不應單純追求實踐操作中的平等性,還應兼顧考核和政審標準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以及正當性。結合本案,原告父母已離異,且原告已隨母親生活長達十一年,被告在作出考察結論時以《實施細則》為依據,將原告的大伯納入對原告進行考察和政審的范圍,超越了《暫行規定》設定的“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這一考察范圍,不盡合理。另,《實施細則》將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界定在“配偶、直系親屬、近親屬”,并對“近親屬”作出擴張解釋不符合法律規定。親屬系人們基于婚姻、血緣和法律擬制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十二條規定,民法通則中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規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的“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和其他具有扶養、贍養關系的親屬。而《實施細則》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基于人民警察職位的特殊性,對于考察和政審工作中對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作出界定,規定考察和政審的主要內容包括“考察和政審對象的政治思想、……以及配偶、直系親屬、近親屬的情況”,并明確該實施細則所指的直系親屬特指父母(含繼父母和養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子女;近親屬特指同源于父母(含同父異母和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上述《實施細則》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對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的劃分和界定,在形式上,與我國法律對于“近親屬”概念的定義不符,“近親屬”與“直系親屬”并列也并不符合法律邏輯,且上述規定并無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故對原告認為《實施細則》對“近親屬”定義的擴大損害其合法權益的主張,本院予以采納。至于原告主張假釋不屬于“正在服刑”一節,本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一款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假釋。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被假釋的犯罪分子,在假釋考驗期限內,由公安機關予以監督,如果沒有本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的情形,假釋考驗期滿,就認為原判刑罰已經執行完畢,并公開予以宣告。根據上述規定,在假釋期內,雖犯罪分子已不再處于監獄內服刑,但不能認為原判刑罰已經執行完畢,故對原告的該節主張,本院不予采納。綜上,被告以原告大伯因犯罪正在服刑為由,對原告作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人民警察)的考察結論,不當。

二、關于被告作出被訴考察結論程序合法性的問題。原告報考了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人民警察1 ”職位,并先后通過了筆試、體能測試、面試和體檢,列入《舟山市市級機關考試錄用公務員入圍考察人員名單(一)》,被告作為招錄機關,根據原告提交的政審材料,于2015年6月12日起組成考察組對其進行考察政審,于2015年6月16日作出被訴考察結論,并于同日送達原告,符合相關程序規定。但《實施細則》的制定依據之一《浙江省公務員錄用考察工作細則(試行)》,依據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浙江省公務員局發布的《關于修訂<浙江省公務員錄用考察工作細則(試行)>有關條款的通知》進行了修改(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就考察對象對考察結果提出異議的救濟途徑進行了修改,即“對考察結論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的,招錄機關應書面通知本人;考察對象對考察結果有異議時,考察工作的組織實施部門(單位)應當進行復核,并做出復核結論。”本案中,被告作出被訴考察結論,依據修改前的《浙江省公務員錄用考察工作細則(試行)》和《實施細則》第十四條規定,僅告知原告“如對本考察結論有異議的,可在收到本通知書之日起60日內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或在3個月內提起行政訴訟”,未告知原告享有對考察結論申請復核的權利,不符合程序從新原則,不當。另,根據《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被告作出被訴考察結論,所告知的起訴期限有誤,本院在此予以指正。

綜上,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作出被訴《考察結論告知書》沒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且程序存在瑕疵,依法應予撤銷。原告胡某提出的要求撤銷被告對其作出的政審考察不合格的決定的訴訟請求,本院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一、撤銷被告舟山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對原告胡某作出的《考察結論告知書》;二、責令被告舟山市公安局在法定期限內對原告胡某重新作出考察結論。

舟山市公安局上訴稱:一、2015年3月12日,中共舟山市委組織部、舟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2015年舟山市各級機關考試錄用公務員公告》,上訴人面向社會共招錄公務員(人民警察)31名,《公告》明確對屬于省公安廳省人事廳聯合制定的《浙江省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實施細則》[浙公通字(2008)60號]即《實施細則》第十條規定十三類情形的,不宜報考人民警察。被上訴人胡某在明知公告內容情況下,仍報考人民警察1職位,并先后通過了筆試、心理測試、體能測試、面試和體檢,列入《舟山市市級機關考試錄用公務員入圍考察人員名單(一)》,進入考察環節。經上訴人考察政審,發現胡某的大伯胡某某于2010年12月14日因犯受賄罪、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普陀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年,2014年1月2日經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予假釋(假釋考驗期至2016年8月16日止)。根據《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考察和政審中查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九)配偶、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中有曾被判處死刑或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之規定,胡某屬于近親屬(包括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正在服刑的情形,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上訴人經研究和請示,于2015年6月16日對胡某作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人民警察)”的考察結論,并于當日向胡某送達。上訴人考察結論事實清楚,依據充分,合法合規。二、一審法院認為《實施細則》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對考察對象的考察范圍的劃分和界定,在形式上與我國法律對于“近親屬”概念定義不符,存在對“近親屬”的擴張解釋,不符合法律規定,且超越了公安部政治部《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暫行規定》(公政治[2001]511號)即《暫行規定》第四條政審考察范圍為“直系親屬和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的規定。上訴人認為一審法院的評析是錯誤的。首先,根據《公務員法》第二十三條:“報考公務員,除應當具備本法第十一條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具備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規定的擬任職位所要求的資格條件。”為此,省人事廳、省公安廳依據《公務員法》的法定授權于2008年聯合制定出臺了《實施細則》,對報考浙江省人民警察職位的資格條件作了細化規定。可見,《實施細則》所規定的內容具有法律效力。而《暫行規定》系在《公務員法》頒布之前,由公安部政治部制定,并非由《公務員法》規定的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制定,且制定《暫行規定》所依據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已經失效。因此,上訴人認為《暫行規定》所涉及內容已經不符合《公務員法》的相關規定,失去了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作為指導招錄人民警察的依據。故,應當適用《實施細則》的規定。其次,《實施細則》對“近親屬”的定義,除有法律授權規定外,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執行性。相比公安部文件中直系親屬和“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代數不清的表述,《實施細則》將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作剛性規定,更便于實踐操作和招錄人民警察的客觀需要,可直接避免所謂“重大影響”在執行中可能產生的歧義,以及因理解上的自由裁量可能產生的權力尋租。故上訴人認為《實施細則》是合法地作出了剛性設置,不存在嚴重不合理,也不屬于歧視性規定。第三,《實施細則》對“近親屬”是專用定義,不能按一般法律中的要領去理解,更談不上擴張解釋。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上定義和范圍不同,這是常見的。如《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中對“近親屬”所下的定義,各自的范圍也是不同的。所以,理解和適用法律概念,首先要看法律語境,其適用的法律(包括文件)是否有特指,而不是比較其他法律定義。只有在沒有特指的情況下,才可能參照相關法律去理解適用,且上述法律中“近親屬”均不包括大伯,范圍主要限定為配偶、父母等直系親屬。而《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九)項中“配偶、直系親屬和近親屬……”的表述,及《實施細則》第十五條“近親屬”定義來看,該《實施細則》是將配偶、直系親屬排除在“近親屬”范圍以外,是專指一定范圍內的旁系親屬。所以,《實施細則》的“近親屬”已不是一般法律“近親屬”要領而是《實施細則》中的“特有概念”、“特定名稱”。第四,本案被上訴人胡某并未提出對《實施細則》的合法性審查,法院在本案判決評析時,不應對《實施細則》考察范圍是否合法作出實質性的評判。三、一審法院提出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在救濟途徑告知上存在瑕疵問題。首先,鑒于該復核程序不是考察結論作出的前置程序,不影響在先的考察結論的作出;其次,上訴人已告知被上訴人有提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的權利,沒有影響其對考察結論的法律救濟。同時,相比于無實質意義的向原機關申請復核,上訴人已經充分保障了被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未告知復核權利不能作為撤銷被訴行政行為的理由;再次,《實施細則》并未就法律救濟相關條款作出修訂,仍明確規定為:“對考察和政審結論為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的,招錄的公安機關應書面通知本人,并應告知其對考察和政審結論如有異議的,可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綜上,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作出的被訴行為沒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且程序存在瑕疵,并予以撤銷是錯誤的。請求撤銷一審判決。

胡某答辯稱:一、一審判決撤銷上訴人作出《考察結論告知書》以及責令上訴人在法定期限內對答辯人重新作出考察結論的決定是正確的。答辯人父母于2004年11月協議離婚,當時答辯人只有15歲,并未成年,且離婚后答辯人一直隨母親生活已長達11年,期間與父親已很少往來,與父親方親屬一直未曾聯系,與該大伯更是十年未見、未聯系,連這位大伯現處于假釋期也是在此次政審考察中由上訴人告知后才得知,且答辯人的大伯被判刑發生在答辯人父母離異多年后,可以說答辯人的大伯對其生活沒有任何影響,甚至可以說兩者根本沒有“交集”,更談不上“對本人有重大影響”。二、《實施細則》的第十八條規定:國家對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因此,根據《暫行規定》第二條“本規定適用于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以及第四條將政審的考察范圍定為“直系血親和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其范圍與《實施細則》中“近親屬”的范圍不一致。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結合答辯人的家庭實際情況,《實施細則》作為從屬性、衍生性文件就需要服從上級綱領性文件,而上訴人將答辯人的大伯納入對答辯人考察和政審的范圍,超越了《暫行規定》設定的“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的這一考察范圍。且《實施細則》對“近親屬”的擴大化定義遠超我國現行《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中對近親屬的規定。此外,《公務員法》、《人民警察法》這兩部各自領域最高效力的法律對于不得招錄的情形答辯人均不符合,《浙江省公務員錄用考察工作細則(試行)》對考察條件所作出的規定也都是針對被招錄者本人的,均不涉及擴大化的“近親屬”。三、對上訴人提出異議的幾點理由的答辯。首先,《公務員法》第二十三條所指的有權對資格條件作出規定的相關內容并不能超出法律框架,要在嚴格遵守公務員錄用考察標準的基礎上進行。而《實施細則》對考生擴大化的“近親屬”的考察已經超出了這個原則性的框架。政審考察和資格條件審查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資格條件是對考生專業、年齡、學歷等硬性條件真實性的核實,避免弄虛作假,而考察則是對擬招錄人員道德、品行、素質的考察。兩者不僅屬于不同時點、不同環節,且實質內容上也不相同。《公務員法釋義》對《公務員法》第二十三條的解釋包括以下三層含義:首先,必須是省級以上公務員主管部門才有權規定,即中央公務員主管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公務員主管部門,獲得授權組織錄用的設區的市級公務員主管部門無權作出規定;其次,規定的資格條件必須是擬任職位所必要的,比如專業要求、學歷要求、工作經歷要求等,但不能規定歧視性的資格條件;再次,規定的條件不得與本法明確規定的條件相沖突。”《實施細則》的文號是“浙公通字[2008]60號”,而非“浙人社發”,就可以看出其并不符合解釋的第一層含義。同時《公務員法》也并未授權其他非公務員主管部門可以作出此類規定。《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第(九)項不符合《公務員法》第二十三條的第二層含義,構成了“歧視性的資格條件”。家庭背景、出身這種帶有“株連”性質的規定已經違反了《公員員法》所規定的公平性原則,構成了非個人能力、素質、品行等因素引起的不公平的對待,構成了岐視。此外,《公務員法》對“資格條件”的設置有明確的要求,必須是擬任職位所必要的,比如專業要求、學歷要求、工作經歷要求等。這些要求都是針對報考者本人的。其次,《暫行規定》第二條明確規定:本規定適用于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因此,該規定更具有指導全國各級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的意義。雖然《暫行規定》系在《公務員法》頒布之前,但至今未被廢止,且一直在全國各省、市公安招警政審中使用,尤其是對考察范圍的限定。第三,《暫行規定》用“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相比《實施細則》中的規定,更兼顧了考核和政審標準的合法性、合理性、公平性以及正當性,盡可能減少了因親屬的情況對考察對象不合理的牽連。上訴人認為《實施細則》對“近親屬”的理解不能按一般法律概念去理解。答辯人認為同一要領在不同的法律環境中會有略微不同,但不會有非常巨大差異。《行政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中的“近親屬”的定義均不涉及大伯,《實施細則》對“近親屬”的定義為:同源于父母(含同父異母和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其定義遠遠超出法律所規定的范圍,且“近親屬”與“直系親屬”并列也并不符合法律邏輯,且上述規定并無明確的法律法規依據,而《暫行規定》中的“對本人有重大影響的旁系血親”則不會出現此類問題。第四,上訴人認為答辯人并未提出對《實施細則》的合法性審查。對此,答辯人認為答辯人已經指出《實施細則》對“近親屬”擴大化定義與我國現行法律的不一致,超出法律框架內的規定,這已直接指明了其不合理之處。《實施細則》與《暫行規定》對答辯人政審范圍的界定上存在不一致的情況,也已表明其在政審范圍界定上的不嚴謹,存在瑕疵。且《實施細則》的第十八條規定“國家對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和政審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也已經表明《實施細則》在政審考察中需要依據國家對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的有關規定執行,而上訴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直接將這一規定予以忽視的做法也表明其在操作上沒有按照《實施細則》的規定去落實、執行。根據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的《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經審查認為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向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這也是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體現。綜上,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結果公正。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上訴人的上訴,維持原判。

庭審中,雙方當事人圍繞著上訴人舟山市公安局于2015年6月16日向被上訴人胡某作出的《考察結論告知書》是否具備事實和法律依據、程序是否合法的審理重點,進行了質證、辯論。

經審查,對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本院予以確認。

另查明,2016年2月18日浙江省公安廳、浙江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浙江省公務員局等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印發〈浙江省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考察工作暫行辦法〉的通知》(浙公通字[2016]12號。該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考察對象的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成員應當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歷史清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考察對象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一)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中有曾被判處死刑或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或者因故意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正在監所服刑、監外執行(含保外就醫)的;第十七條規定,本辦法所稱家庭成員和主要社會關系成員是指本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本院認為,根據本案一審審理情況及上訴人舟山市公安局的上訴理由、被上訴人胡某的答辯意見及雙方在二審庭審時的質辯意見,本案爭議的主要問題是被上訴人胡某正在假釋期內的大伯胡某某是否應作為胡某的主要社會關系納入舟山市公安局對其的考察范圍。《實施細則》第十條第一款第(九)項規定,考察和政審中查實有配偶、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中有曾被判處死刑或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的,或因其他犯罪正在服刑的,不宜錄用為人民警察。第十五條規定,本實施細則所指的近親屬特指同源于父母(含同父異母和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同源于祖父母的伯叔、姑母,同源于外祖父母的舅父、姨母。《暫行規定》第四條規定,考核和政審的內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現、道德品質、工作能力、工作實績、缺點和不足、回避的關系以及直系血親和對本人有重大影響旁系血親的情況等。上述兩規定均是基于人民警察職位的特殊性而增設的與警察職位相關的有別于其他公務員的政治素質條件的規定,目的在于進一步規范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工作和保證新錄用人民警察的基本素質,故兩規定均可以作為浙江省范圍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核和政審工作的依據。舟山市公安局提出,《暫行規定》制定所依據的《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已經失效,故《暫行規定》也失效。經查,《暫行規定》系公安部政治部為規范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考察和政審工作,根據《公安機關人民警察錄用辦法》所制定,該錄用辦法雖已失效,但《暫行規定》并未明確廢止,且仍在繼續適用。故舟山市公安局的此節上訴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必須合法,也應合理。胡某父母于2004年11月離婚,胡某一直隨其母親生活長達十一年,現無證據證明胡某大伯在其父母離婚后對胡某的生活有重大影響。因此,在《實施細則》與《暫行規定》對被考察對象主要社會關系界定不一致的情況下,舟山市公安局應結合胡某家庭的實際情況,選擇適用對其更加有利的《暫行規定》,以盡可能減少因親屬的情況對其不合理的牽連,才符合考察和政審的合法、合理、公平、正當的原則。舟山市公安局未充分考慮胡某家庭的特殊性,即以“胡某大伯胡某某正在服刑為由”作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人民警察)的考察結論,存在不當。雖然犯罪分子在假釋期內不再處于監獄內服刑,但不能認為原判刑罰已執行完畢,故胡某提出假釋不屬于“正在服刑”的抗辯意見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

根據2015年《浙江省公務員錄用考察工作細則(試行)》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對考察結論為不宜錄用為公務員的,招錄機關應書面通知本人。考察對象對考察結果有異議時,考察工作的組織實施部門(單位)應當進行復核,并做出復核結論。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訴考察結論,并未告知胡某上述權利,仍依照上述細則修訂前的規定僅告知其有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的權利,不符合修訂后細則的規定。舟山市公安局提出“相比于無實質意義的向原機關申請復核,復議和訴訟程序更能保障報考者的正當權益以及一審法院認定程序瑕疵于法無據”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綜上,舟山市公安局作出的被訴《考察結論告知書》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原審判決予以撤銷并責令其重新作出考察結論并無不當,依法應予維持。舟山市公安局提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舟山市公安局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  判  長    馬  惟  菁

審  判  員    車  勇  進

代理審判員    馬  良  驥

二○一六年五月十三日

書記員    韋  若  莎

文章來源:中國憲治網
發布時間: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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